你能想象30年前中国西部大山里的村庄吗？夏天，孩子们赤着脚；冬天，穿着棉袄，冻疮肿得透亮；一个村子就一个小卖部，拍全家福或者买大件都得翻几座山去镇上。那时候的陈彤还是一名乡村教师，他买了一部旁轴相机，为自己的学生拍证件照，所得收入贴补生活。

30年后，乡村还是乡村，村里的人很多已是城里人了。陈彤也开办了自己的首个影展——“轮回”。

过去“太俗气了”

没有独立的封闭空间，没有豪华的开幕仪式，2013年12月28日至2014年1月3日，陈彤的个人巡回影展在重庆图书馆启幕。作品在重庆图书馆的走廊挂了一周以后，开始了全市的巡回之旅。

展览第二站在北碚区美术馆，两层楼、四个展厅。1月10日下午两点，陈彤准时出现在北碚区图书馆二楼报告厅，他穿着一件黑色的短棉衣，个头不高，普通话别别扭扭，“一次（ci）”总讲成“一赤（chi）”。

讲座开始前，一个90度鞠躬，弄得下面的听众不知所措。台下一个领导也没有，他站着完成了一个多小时的讲座。

这天，陈彤的三个学生也从黔江赶到北碚看展。他们来自陈彤去年开的摄影高级培训班，都是玩相机多年的摄友了，但班里40多人据说“没有一个不服他的”。

他们眼中，陈彤是一个没有“架子”的人，“虽然是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作品拿过奖，但他从没有觉得自己多么了不起”，摄友张鹏说。他才认识陈彤一年，就放弃了之前多年对风光摄影的追求，转而将镜头对准留守老人。与陈彤相识十年的摄友袁华也受他影响转而关注儿童。

其实陈彤从事人文摄影也不过十年的时间。之前的20年里，他一方面追求美，一方面追求卖钱。用拍照挣了不少钱，比如拍楼盘等，“我想大概是黔江用拍照挣钱最多的吧”。

他耸着肩笑出了声，嘲笑自己过去“太俗气了”。“变化是交流产生的，我与国内、国际一些大师面对面谈过。比如谢海龙是我的第一个导师”，他还与韩国的总统摄影师交流过。

交流与理论学习使他思考——摄影要拍什么？为了什么？之后，他逐渐地完全放弃了商业摄影。
 

走过黔江30乡

不出意外的话，陈彤每个周末都会到黔江各个村子里去拍片子，10年下来，他走遍了黔江的每一个乡。在他的电脑里，有上万张照片，年代分得清清楚楚。

无论走了多少遍，他仍然认为农村有很多东西可拍。就像他对此次展览“轮回”的定义一样：“从（展览中）第一篇章对村庄环境的交代，第二篇章对儿童的记录，第三篇章对成年人、打工者劳动场面的展现，到第四篇章对留守老人的关注，都是村子里的轮回，但这种轮回不是周而复始的重复，它在重复也在变化。”

“这种轮回不是一个封闭的圆，而是螺旋状的运动。”这种运动正是陈彤的摄影最想表现的。“比如城镇化，它既有好处，也有代价。”

《背负》中，父亲背着楼盘模型向前走，旁边有一个小孩，“走向城市的压力恐怕还会延续到下一代”；《守望》中，一片荒芜的菜地上站着一位老人，背景中的高楼大厦近在咫尺，仿佛下一秒就会侵蚀这最后的菜地；《锅边舞》中，乡下的妇女随着城里人跳坝坝舞，“这是她融入城市的渴望”……

为了实现自己的思考和观念，陈彤有时会摆拍，比如代表作《库区拆迁》，当时就是看到过相似的景象，找人重现并拍摄的。

“这（《夏日童年》）是抓的吧？”展厅里，一位白发老人问他。

“不，是摆的，这还挺难摆。”陈彤直言。之后他详细地叙述他和朋友如何安排这些本就在河里洗澡的孩子有规律地跳水。“我朋友给他们编号，1、2、3、4喊到谁谁就跳。”回忆让他大笑起来。

“承认摆拍，是要让人们放弃对摆与不摆的纠结和讨论。我们之所以要抹除摆的痕迹，是为了避免对观众的干扰，让他直接进入作品。但如果他一眼看出来是摆的也好，他就不会纠结。”陈彤说。

他认为，摆是为了表达观点。只有这样才能把我要表达的观点表达清楚，用我的镜头。”

逃避不了贫穷

陈彤把拍摄风光、追求唯美的摄影看作“小资产阶级唯美摄影”，他甚至不把自己拍的风光照片拿出来，认为那仅具有“到此一游”的价值。“在外地拍是玩，在黔江拍是创作，这是最大的差别”，他说。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且能够自如地被拍，陈彤和他的摄友曾多次为了拍摄的那两秒，为村民干半天活。

“对这片土地，我既没有外来者的赞美，也没有对艰苦条件的心痛，有的只是尊重。”陈彤从来不专门以“贫穷”为主题拍摄，但贫穷是他镜头里逃不开的魂灵。

因为一些透露着贫穷信息的照片引起的关注，陈彤曾改变过被摄者的命运。

他曾长期拍摄黔江小南海镇里一个聚集着很多残疾人的村庄——后坝村。照片引起大众和政府部门的注意，最终把那里打造成了“民俗生态博物馆”。

如今的濯水古镇，也有陈彤的功劳。原计划它会被打造成滨江公园式的小镇，因陈彤拍摄的古老建筑登上当地媒体封面，引起社会呼吁，滨江工程变为原样修复。

袁华说，这种摄友帮助被摄者解决贫困问题的例子在圈内很普遍。陈彤则认为，资助或者做慈善并不是出于摄影者的责任，而是从人道主义和内心出发的行动。

陈彤把摄影的意义分为三个层次即记录、提问和表态，前两种层次他游刃有余，但第三种层次他很少触及，《背负》是为数不多的表态作品之一，那个人的腰被背上的楼盘模型压弯了。

陈彤很少表态，他承认这与自己体制内的身份有关，他是黔江图书馆馆长。何况“摄影不能解决问题，只能通过强化引起关注。就像你是个记者，你能解决什么问题吗？”他说。

文/重青记者 席郁兰

我摆拍，我有理

陈彤的很多“著名作品”是摆拍的，比如《库区拆迁》、《乌江力量》。谈起摆拍，他毫不避讳，他认为，无论是摆拍式的创作手法，还是构图、用光等摄影手段，都是为了他的自我表达与思考。为了内容，他甚至可以放弃形式。

摄影是提醒人们问题的存在

重青：关注农村这么久，您对它的变化是一种什么态度或情绪？

陈彤：在我的作品里，我没有刻意歌颂，也没有有意地批评。我没有提出我自己的观点，也不需要提出我的观点。我们要达到的是促进人们的思考。不仅仅是思考作品，还要思考社会的变化。

比如城镇化，农村人变成城里人仅仅是简单的买套房子吗？我们真的需要这么大的城市吗？我不是赤裸裸地批判。

重青：这种记录与您理解的担当是什么关系？

陈彤：我常想，摄影到底要做什么？仅仅是记录吗？不，我想通过我的摄影促进这个“螺旋状轮回”的农村，有更科学的发展速度。

如果没有科学的速度，螺旋像一盘死弹簧，一圈紧挨着一圈。作为摄影人，完全是有责任通过自己的摄影来为这种速度的科学性做出贡献的。

重青：所以，您觉得目前的距离即速度是不科学的？

陈彤：这是不可排斥和避免的，也不仅是黔江农村的问题。人类社会的进步都需要推动和碰撞，不是一定就很科学地发展了。城镇化有好的一面，也会带来新的问题，摄影不是要去发现不好的一面，因为它本就存在。但我们可以提醒更多的人去注意它。

摆拍是为了强调内心真实

重青：您为了表达您的观点，不惜摆拍，这样一方面您做摆拍，一方面您强调纪实摄影，不矛盾吗？

陈彤：不矛盾，纪实摄影与记录摄影是不同的概念。我的纪实摄影是用自己的观点来记录社会，是记录观点。在真实性的问题上它更强调内心的真实，观点的真实。

重青：那这与Ps 等后期处理手段的使用并无差别，您也可以全部通过Ps 来表达您的观点，和摆拍没什么差别？

陈彤：那不一样，纪实摄影必须保证拍摄的影像是真实的，即使这个影响是你人为塑造的。后期处理创作的作品我也做，但不属于纪实摄影。

重青：布列松的摄影是抓住决定性瞬间，您的摆拍，是否违背了他的理论，您不需要抓住决定性瞬间，只需要记住然后再造就行了？

陈彤：我认为这没有矛盾，摄影是抓住决定性瞬间，我们去重复、摆出这个瞬间是另一种决定性瞬间。当然有些重大瞬间是不能再现的，你不可能重新来过，这是基于记录摄影去谈。我所想表达的不完全是这个意义，我想表达的这种瞬间，是为了表达某个观念。因此我创造或者使用某一个瞬间，来表达我的观念。这不矛盾。

美化、丑化，为了强化

重青：有摄影家曾说自己的摄影就是给被摄者鲜花，美化摄影对象，您的摄影是在美化、呈现还是批判一个对象？

陈彤：我绝对不想美化某一个对象，我想强化它。有时候是美化，有时候可能是丑化，这一切都是为了引起人们更深层次的注意。

重青：谈谈您最喜欢的作品吧。

陈彤：除了获过很多奖的《库区拆迁》，我比较喜欢这次的《梦在路上》这样的作品。它是生活瞬间的记录，甚至是流水账似的。我拍了一百多张在车站睡觉的人，通过不断地重复来强化一种思考。这些东西形式美其实并不好，从内容上说也不是很直接，但我依然很喜欢。

重青：您可以为了内容，放弃形式美？

陈彤：是可以接受放弃，无奈的放弃。因为你没法或者没时间表现它美的一面。当然，任何艺术形式都希望能做到形式与内容的统一。

文/重青记者 席郁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