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脸谱始于古代战场

对于中国戏剧脸谱的起源，有人猜测中国开始戴面具的时候始于古代战场，但学界对此并不肯定。最早戴面具的记录可以追溯到周朝，在此期间流传着鬼神戴面具的故事。另一个历史故事则涉及北齐的兰陵王。兰陵王的面部外观很女性化，很难在战争中起到震慑作用。所以他在每一场战争中都会戴着面具。

在某种程度上，兰陵王的传说引发了歌舞表演的一种形式——大脸。“大脸”演员用牙齿将木质面具固定在其面部，因此戴面具的人不能唱歌。之后，面具和化妆在宋朝（960—1279年）和金（1115—1234年）时期的杂剧中流行起来。随着化妆技术的不断提高，脸谱替代面具，直接应用于表演者脸上。脸谱一开始只有红白黑和蓝四种颜色，后来使用的模式和颜色也愈见程序化和标准化（见图2）。

谈起中国戏曲传统中的面部象征美学，面部的颜色特别能代表个性和特征。举例来说，红色意味着忠诚和正义，如，关羽就有一张红色的脸；绿色意味着暴力；蓝脸则有暴躁和阴险的意味；黑色的脸象征着心直口快；黄色意味着狡猾；紫色脸意味着稳定；白色的脸则表明了此人非常虚假和邪恶，如曹操。另外，脸上有金和银色则表达着人物来自中国童话。

舞台表现精细又多彩

一般来说，他们会在演员的特定部位进行描绘（额头、鼻子两侧、脸颊、眉毛和嘴）。在戏剧中有四种角色特性：愤怒的人、坏人、鬼魂和童话人物，以及那些出现在历史和小说中的人。同样，如果面部画得相对不那么五彩缤纷和复杂的，职位越高，个性特点越稳定；相反，脸谱更加丰富多彩和复杂的，职位越低，人物特点更加暴力。

作者总结了500多个脸谱，用Nvivo10软件对48个有背景故事的人物脸谱的属性进行研究。

典型的化妆工具包括画笔、墨、油料、颜料等。以京剧中的净为例，化妆的基本步骤为：首先是白粉的基础应用，并将黑色粉末用在眼睛周围，防止油料在表演中进入眼里；在鼻子下方也涂上黑粉防止胡子从演员脸上脱落。其次，用刷子蘸白色颜料，画在接近眉毛、眼睛、鼻子等位置；黑色油性涂料应用于其他未涂色的区域；在拍打的油彩上敷上一层脂粉，使造型固定；用粉红色粉末涂在腮红的部位，使面部色彩鲜艳；在额头上用上一行红彩（见图1）。

过于复杂带来传承困难

实际上，京剧中净角高度程式化，但是和人实际的脸差别很大。这是中国戏剧的美之所在。通过针砭时弊，京剧艺术家能够表现人物的丑与恶来俘获角色的内在。本研究认为，净角中的面部模式可以定义为“描述性”、“世袭类”、“模仿”和“基于名称”。

如反派系列就会用描述性的面部模式来展示其性格。在京剧中，恶鬼一般都是用白色的脸来代表他们的冷血。在塑造战国时期楚国的悲情英雄项羽时，会在其额头上“镌刻”上一个铁三叉戟，象征着他伟大的力量和暴力行为倾向。而父子角色通常具有类似的脸部类型和颜色，这类脸部表情并不是代表其个性。当两个人物性格和行为很相似，他们可能在化妆上也类似。最后，角色的名字或者称谓可能也会影响着舞台化妆，如“绿林好汉”等。

所以，经过分析，本文认为，这些精细而又复杂的设计构成了中国京剧的美，但是这样的图案和颜色，可能会让观众迷糊进而缺乏观众。如果要解开中国脸谱中符号和标志的秘密需要跟随专业的大师进行学习。所以，在全球化的今天，流行文化日益泛滥，中国京剧的传承，以及征服大众文化社会具有局限性。

来源：Tai-Jui Wang,Department of Mass Communication,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The Research on Cognition Design in Chinese Opera Mask，2013年

被忽略的人生仪式

调查来自葡萄牙和中国的女学生

虽然对于童年最令人高兴的事情（研究称之为巅峰体验）不同文化差异一直都存在于东西方之间，但是对于此类的跨文化比较研究仍较为稀缺。主要集中于东亚和北美，对于中国和葡萄牙的此类比较却没有。

为此，作者对中国北京大学的68名和葡萄牙亚速尔群岛大学的93名学生进行调查，她们均来自医疗护理或相关专业。为了不造成性别比例所带来的不相称，所有研究全来自女性。问卷要求被调查者回忆14岁时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并描述这种感受。另外，她们还需要评价，这种经历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她们以后的人生观。程度评价用利克特量表度量，从1（不）到5（非常强烈）。

更多中国人认为童年自由最幸福

对于巅峰体验的研究是这样的，共分为人际快乐、外部成就、物质主义、成长标志、自然、宁静、美学和技能。人际快乐包括如家庭和睦、友好、兄弟姐妹出生、有一个好老师、家庭成员恢复健康和来自同伴的友爱等。外部成就包括赢得比赛、在学校里成绩最优秀、在其他同学面前表演等。侧重于得到他人的赞扬。物质主义重点在于物质方面的旅行或者膳食。

成长标志意味着得到了更大自治权、生长、自由或成年的感觉。自然，是指对于阳光、星星或山岭、宠物的热爱；美学是指对于唱歌、演奏乐器等的热爱；宁静指的是自由、无忧无虑、无压力的童年；掌握技巧是指对于技能的掌握，但不建立在奖励或赞扬的基础上。

研究发现，享受于人际快乐最常见，其中葡萄牙为52.7%和中国人64.7%。但是在取得的成绩、物质主义、自由的童年、美学（如画画和舞蹈）上，两国有很大的差别。

在运用卡法检验法后，32.3%葡萄牙人认为童年最快乐的事情在于成长标志，而中国人的这一数值仅为5.9%；23.5%的中国人认为自由的童年是最幸福的事情，而葡萄牙人只有1.1%认同这一观点；在美学体验上，中葡差异较大，11.8%的中国人认为童年最快乐的事在于唱歌或演奏乐器，而葡萄牙人的这一数值为3.2%。

对个人强调程度不同造成差异

研究发现葡萄牙和中国文化之间存在相似和差别之处。两者都强调人际快乐。这一结果证实了中国和葡萄牙两国的集体主义文化取向。人在集体主义社会中的动机是维护和谐的人际关系。因此，早期生活的快乐和愉悦时刻来自和重要他人的活动，特别是家庭成员，以此来突出集体。

然而，本文也观察到了在巅峰体验上较为明显的文化差异。与中国人相比，葡萄牙人特别强调成长标志，如从婴儿期到青春期的跨步，如第一次海外旅行，需要承担新的角色和职责，第一次参与交流或进入了新学习生活阶段等。葡萄牙文化中更为重视人生的仪式性，而中国大陆的文化对个人主义的发展强调得更少。这也是造成两者差异的重要原因。

同样，中国大陆的人更在于童年的无忧无虑。参与者强调的是没有烦恼、享受平静和安宁，以及拥有一个简单的生活方式等方面。这也长期被认为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珍贵品质。另外，在对自己感受的描述上，葡萄牙对于细节的描述比中国人具体，也是个人主义强调自我的一种体现。

来源：Edward Hoffman，Cross-Cultural Comparisons of Adults' Childhood Recollections:How are Peak-Experiences Describedin China and Portugal？2013年。

用质量消灭失衡——中国教育研究

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的Guanglun MichaelMu 通过将教育纳入儒家、政策和研究的角度，建立了研究框架，并对三个例证进行分析，认为，通过为弱势群体提供高质量的教育能够帮助缩减中国的教育不平等。

教育公平的理论始于孔子

关注教育公平与质量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2500多年前,孔子（中国思想家、哲学家和教育家）就有提倡全民教育的想法。虽然没有明显地使用术语“教育公平”，但他在《论语》中提到了“有教无类”的理念，将“贵族教育”转变成“全民教育”。儒家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符合教育公平的原则的。

除此以外，儒家对于教育质量的强调也是符合现代教育的。它强调通过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方式得到个人的全面发展。孔子认为，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应该精通六艺（礼、乐、射、御、书和数），传统儒家课程涉及伦理、音乐、身体和数学。此外,论语称，“各因其才之高下与其所失而告之，故不同也”，要求教育解决学习者能力和要求上的差异。

而且孔子认为教育质量不应该停留在个体层面,家庭、国家和全天下才是重要而且关键的。在儒家经典《大学》中，孔子称，“大学之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可译为：伟大的学习和良好的教育是加强修养、家庭和谐、国家繁荣、整个世界发展的基础。时至今日，儒家思想依然正确：教育质量不仅仅回报给个人，也会有利于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

教育平等是研究和政策的重要议题

教育的质量和公平已经获得了世界范围内学术界的兴趣。公平意味着“ 个人或社会环境, 如性别、种族或家庭背景不是实现教育潜力的障碍”，也包含着“所有人至少达到最低级别技能”的要求。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称，教育质量是为了满足基本学习需要,丰富学习者的生活，提高他们对于生活的体验。

数千年之后，中国已经成长为一个人口稠密的国家。鉴于其庞大的教育体系，中国面临的挑战是提供公平且高质量的教育。且以中国国务院提出的教育公平和教学质量指导方针中，强调了义务教育的重要性，要求所有适龄儿童必须接受九年的义务教育。

换句话说,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城市/农村住宅、种族和性别不应该干扰学生的教育经验。这一政策指令与儒家经典是吻合的。同时，各国研究者对中国教育的影响因素等进行较为详细的研究。学习者的身体健康、优秀的教师、学习环境、内容、过程和结果等都会影响教学质量。

三个例证：教育应向弱势群体倾斜

农村地区的特殊岗位教师计划是一个特殊的政策，鼓励和招募合格的大学毕业生到农村学校工作。到2011年,大约23.7万名特殊岗位教师在22个中西部省的16402个学校进行教学，90%的教师工作涉及义务教育。在对5130名教师和55名负责人进行问卷调查后发现，多数人认为特殊岗位教师计划支撑社会公平、促进教育公平、增加和改善了农村教师的质量，取得了预期的社会效果。

在过去30年里，中国的出生率逐渐下降，学龄儿童数量逐渐减少。为此，低质量和小的农村学校被关闭，学生转移到提供更广泛的课程和更好设施的学校去。但是，在对西藏林芝等偏远地区进行的研究表明，这项政策增加了学生在家庭和学校之间来往的时间。而学生成为寄宿生之后，增加了家庭经济负担。另外，班级规模增大，导致学校变得拥挤，学生平均受关注度降低，影响农村学生的表现。

在对北京一所学校进行调研后发现，对流动儿童的教育存在三个方面的挑战。流动儿童由于受到社会层面（户口制度）、家庭层面（父母工作不稳定）以及进入城市学校面临着农村口音、肢体语言、社会互动以及卫生习惯等方面的挑战。容易害羞、自卑、隔离和易怒。但是通过学校和中国政府的各种努力，让弱势群体的社会地位没有在学校进一步边缘化。

上面讨论的两种情况，即特殊教师岗位计划和流动儿童的教育，通过提供高教师质量，有效地缩小了城乡之间的差距。不仅通过向弱势的农村人口投入了资源，帮助促进教育公平，同时也促进整体教育质量的提高。而农村学校的合并，虽然政府的目的在于解决教育公平，但是由于缺乏高质量和足够数量的教育资源投入，加上内在缺乏公平性，没有实现教育质量改进的目的。

来源：G. M. Mu，Queens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Revisiting educational equity and quality in China through Confucianism, policy, research, and practice,2013年。

重青记者 王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