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印·重庆
瑞士导演眼中的中国“景象”
摄像机的存在具有特殊张力
纪录片《水印》海报
自从1989 年他第一次和瑞士一摄制组到中国来拍摄纪录片起，谢德勒对中国的关注就不曾停止。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所展现的冲突与和谐，让他既惊奇又困惑。在导演手记中，谢德勒写道：“个体在经济巨变带来的政治、社会变化中失去了安全感，他们也越来越感到环境破坏带来的后果。不仅是社会历史、家庭历史、个人历史都被裹挟着在这一过程中盲目前进。我对中国的复杂感情来自中国人身上骄傲和不满的结合体，我想通过电影把这一复杂情感表达出来。”
今年5 月26 日至5 月31 日，卢卡·谢德勒来到中国，参加了北京草场地工作站“交叉2013”纪录片工作坊的授课讨论活动。课程分为五次，每次上课大家一同观赏中国学生的纪录片作品，比如，西安美院影视摄影专业学生付聪的《大浪钢铁》、南开大学历史专业硕士郭睿的《爷爷在1958》，以及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毕业生章梦奇的《自画像：47 公里做梦》等。
1998 年谢德勒作为独立电影人开始拍摄纪录片，在这一领域已经积累了十多年的经验。“我在拍摄纪录片时，镜头中的人其实相当多的是愿意在镜头前叙述，而且有一种因为摄像机存在而具有的特殊张力，”谢德勒说道，“这种张力稍纵即逝，而且永不再来，作为纪录片作者应该非常在乎这种宝贵张力。”
面对中国年轻的纪录片摄影者，谢德勒会指出他们影片中存在的问题，例如在讨论付聪的纪录片《大浪钢铁》时，谢德勒说道：“作者把被访人放到河边，回忆当时在河里淘沙的辛苦，一种现场呈现方式，非常好，但是河水声音过大，影响了讲述人，这个应该注意。行走中的镜头很有意思，但重复了，每一次走动镜头的使用都得明确‘为什么要使用’这一段。”
当西安美院影视摄影专业另一学生刘龙坤的影片《1958-1961·铭记》播放完毕后，谢德勒看着瘦小略微有些驼背的刘龙坤说道：“ 作者完成了一个非常棒的片子，但他坐在我们面前总有一种不自信的感觉，应该挺起胸膛，自豪起来。”这一句话给严肃的讨论气氛带来一些欢笑的波澜。
拍摄者必须对片中人承担责任
甘肃民勤县的缺水现状
当讨论现场有学生提出如何考虑纪录片与观众关系，与被拍摄者关系的问题时，这似乎触及谢德勒的切身感受，他不禁对此侃侃而谈：“作为作者，不应该去取悦观众，但也没有必要故意让观众无聊。”相比纪录片拍摄者与观众的关系，对他而言更重要的是拍摄者和片中人之间的关系。
“你作为拍摄者，有责任考虑好你的被拍摄者。怎么做，应该自己去回答，每个人都不一样。比如，我的《水印》片中暴露了一对夫妇的矛盾，一个想回村，一个想去更大城市，没有这个素材，片子难以成立。但有观众问我：是否为这种暴露有负罪感？这是一个矛盾，你需要走钢丝一样找到你的方式。我的方式是，如果感觉到有此类困境，我先和我的朋友们谈，试图找到解决的方式。
“另一个例子，在《水印》拍摄中，有一段非常好的素材，某人告诉我，文革期间一些人的杀人记录，当时和我说‘我和你说这个，我信任你’。之后，我非常想用，但还是征求他的意见，他说‘不要用，对我有麻烦’。我只有放弃。这个就是一条线，你不能越过。一个纪录片作者的痛苦也在此，要么别干，要么就找到合适的方式。但前提是，你必须得对拍摄者承担责任。”
在观看刘龙坤有关1958 至1961 年间历史的纪录片后，谢德勒说：“我想谈到纪录片作者的责任。也许你们不完全清楚当时发生的真实，有一本书叫《墓碑》（杨继绳），我的建议是，如果你们去采访那段历
史，应该先读这本书。之后，也许你们的好奇和追问更多。我们都不是知识分子，只是纪录片作者，但在介入一段历史之前，确实需要通过各种渠道去了解更多，这是必须做的拍摄前功课。这样，在采访或拍摄时，我们会有更多自己的判断和认识。
从水危机延伸到关注个体命运
重庆长江边景色
毛姆在《面纱》自序中写到，《面纱》的书名出自雪莱的十四行诗，“别揭开这幅面纱，它被活人称为生活；虽然上面所绘的图景显得很不真实。只不过是以随随便便涂刷的彩色，来模拟我们愿信以为真的一切东西”。不同于根据毛姆1919 年的小说改编的电影《面纱》中那个诗意的中国水乡，谢德勒镜头中的中国是贫瘠的，人物总是在犹豫中行进，一种对中国现实矛盾冲突的强烈关注扑面而来。
谢德勒的影片揭开了蒙在西方人想象中关于中国的面纱，直面个体的现实生活。在导演手记中，他这样写道：“在我的影片中，我一直追问是什么引发个体生活中的转折变化，以及这些转折变化对他们日常生活所带来的意义。”
影片由三部分构成：来自宁夏的农户及打工儿子夫妇（农村现实），广西一座村子（老人对文革历史回忆），重庆女孩（年轻一代）。“片子最初构想来自中国的水资源，选择了极度缺水的民勤，水资源丰富的
广西阳朔，还有正在现代化的城市重庆，三个部分分别代表了：贫困的现实，和历史有关，以及正在被制造的中国。”谢德勒说道，“拍《水印》这部片子，我在中国待了九个月，不是拍摄了九个月，是待了九个月。三个拍摄地，我平均每个待了两个月。实际拍摄，大致三个月。”
谢德勒还分享了影片准备工作时的一个小故事：“我们在广西的村子做前期调查时，和当地村支书喝酒，也告诉对方我们想在这里拍摄。对方说，没问题。分手时，我和对方说，别忘了，我们要回来拍摄的。对方不相信，当作玩笑。但后来，我真的回去拍摄了。”
影片拍摄前，谢德勒为此做了大量的准备。“我从水危机这个概念开始，读了很多这方面的书。除了水，还有中国的历史，各种东西。阅读期间，也开始去调查，实地采访，逐步找到我片子需要涉及的是什么，构成包括一些细节等。足够的观察、体验时间，在拍摄前是必需的。”从水危机这一问题触发，到实际了解情况而生发出对个体的关注，在纪录片《水印》中，我们能看到谢德勒的视角越延越深。
重庆女孩的
勇气让我敬佩
重青：在您的《水印·来自中国的三封信》（以下简称《水印》）中，第三个部分主要围绕重庆这个母题，关注了一个重庆女孩的生活，她有什么样的故事能如此吸引你？
谢德勒：这个重庆女孩婴儿时期被亲生父母抛弃，裹在一个包袱中，挂在树上。1994 年生活在重庆江边的一对以捕鱼为生的夫妇捡到了她，并收养了她。当时，这对夫妇还为此缴了一笔数额不小的罚款，因为他俩已经有了一个孩子。计划生育政策在当时还非常严格。这个重庆女孩长大后，不想再像她的养父母那样一辈子靠水边生活，她想要靠自己的力量在大城市里闯荡，这个大城市就是正在现代化过程中的重。在这个女孩的故事中，最吸引我的是她的勇气，她的自立自强，她希望自己掌控自我命运的意识。作为出身于一个普通的家庭、并且没有受过更多教育的孩子来说，她的勇气非常令我敬佩。
重青：您第一次到重庆是什么时候？那时候的重庆给您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到您拍摄此次影片，您觉得重庆发生了哪些变化？
谢德勒：我觉得重庆一直都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城市。相对中国的历史，重庆是座非常年轻的城市，但是与此同时这座年轻的城市却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坐落于长江畔的重庆，也受长江的影响颇深。我在重庆遇到的人们都非常开放、热情，我们摄制组在重庆得到了很好的招待。
重青：您在影片中，首先关注的是中国的水危机，继而将目光延伸到中国家庭的故事中，哪一个才是您影片的重点？
谢德勒：水在我的影片中是视觉上最重要的因素，在影片的许多场景、故事和谈话中，河流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人们的命运也随着河流的变化而变化，河流流向哪里，人们就趋向何方；河流在哪里停滞、干枯，人们也就因此而苦恼，必须寻找新的出路。从水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人的命运。
重青：在中国拍摄纪录片，您是如何在当地找到合作者的？
谢德勒：这个过程非常需要时间和耐心，在中国让人出现在纪录片镜头中有着两重意义，文化的和政治的。一个外国人想要和中国人交流需要花很多时间来一步一步建立彼此的信任——一次谈话，两次谈话，一起喝茶、抽烟、闲聊、吃饭，慢慢引入主题，渐渐开启摄像机，让镜头前的人们自然表达。我觉得，第一次接触，以及你以何种方式处理彼此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重青：11 月14 日，这部《水印》就要在瑞士各大城市上映了，您有没有计划将来在中国放映这部纪录片？
谢德勒：我当然愿意这部影片能在中国上映，可惜，这不是我一个人能决定的事情，这要看相关机构以及中国的电影节的意愿。我已经报名参加了“2014 上海国际电影节和香港国际电影节”。令人欣喜的是，近年来，欧洲电影推广机构与中国的合作越来越密切。
文/重青记者林颜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