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ongqing立场 养老改革不能再等

有关养老改革的“共识”又被辟谣了。新华社10月21日消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胡晓义澄清，“多部门就延长养老保险缴费等达成共识”这一说法并不准确。

其实，这一轮的养老制度改革研讨会只是“闭门会议”，讨论仅限于部门和专家之间，据报道，签订保密协议的养老方案共有4个版本，分别由中国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提供。虽然只是一种倾向，但有关养老改革的任何一点风吹草动还是在舆论中掀起波澜。

今年不断涌现了关于养老的热门话题“65岁退休说”、“以房养老”、“四成老人自认是家庭负担”等，如何使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依旧是我国面临的一个巨大难题，而且越来越紧迫。

据全国老龄委办公室副主任、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吴玉韶介绍，现在我国老龄人口总量世界第一，老龄化发展速度世界第一。现在，我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老年人口超过1亿的国家，并且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正在以每年超过3%的速度递增。预计到2020年，全国老年人口将达到2.43亿，几乎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位老年人。

既然传统家庭养老遭遇挑战，家庭结构和农村社会结构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家庭规模日益缩小，“4-2-1”主干家庭模式越来越多，家庭结构逐渐核心化和空巢化。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所统计的我国老年人口家庭居住、健康照料供养状况报告，我国老年空巢家庭迅速增长，已占比重达31.77%。而随着我国社会老龄化的加剧，家庭空巢化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土地保障功能弱化。随着城市化、城镇化的发展，农村越来越多的土地被征收，老年农民失去了最后的一道生活保障线。

机构养老也面临诸多问题，主要体现在机构养老服务供给紧张。民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与中国近2亿老年人口相比，截至2012年底，中国4.4万个各类老年服务机构所拥有的床位只有416.5万张，存在着严重的供给紧张局面。

再有社区养老公共服务供给严重不足，养老保险资金缺口和保值增值困难等困境。9月13日，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功能完善、规模适度、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体系。同时，在政策措施上也指出，要完善人才培养和就业政策。养老机构应当科学设置专业技术岗位，重点培养和引进医生、护士、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社会工作者等具有执业或职业资格的专业技术人员。这为解决养老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路径。

在养老改革中，养老金“并轨”或许是最难啃的一块骨头。据报道，对外经贸大学保险系教授孙洁称，2009年我国曾提出在6省市试点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逐渐并轨至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中。但由于相关人员退休待遇水平会大幅下降而受到重重阻挠，配套政策始终未出台，并轨也未实际启动。如今４年左右的时间已经过去，那么，养老“并轨”还要再等多久？

所以眼下，要想真正解决中国养老问题，养老“并轨”改革，时机不容继续拖延。人口拐点即将到来，现在不改，将来改革的压力更大。而且，国企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其资产和利润正好可以用来充实养老“并轨”等改革所需资金。养老“并轨”关系社会公平，也是养老制度的基石。希望，此轮养老改革在正确的方向上迈开更大步伐，让民众看到，养老金“并轨”的具体步骤，以及最终“并轨”的时间表。

养老改革最大的共识便是“公平”，这也是民众对养老改革的期许。“不患寡而患不均”，养老双轨制饱受诟病，对于这一点，改革者应在制度设计上予以充分考量和回应。因此，如果延长缴费年限与养老制度并轨都成为改革共识，并轨就应该先行破题。只有首先打破养老制度碎片化的局面，让大家享有同等、公平的养老制度保障，其他改革步骤才具有公平基础。否则，新的改革如果一开始就建立在非公平的根基上，难免制造新的不公。

（文/吴永波 蔡松 作者系重庆工商大学教授，本报独家稿件）

广东《新快报》记者被刑拘
记协介入调查

祸因报道中联重科负面文章18篇，以“损害商业信誉罪”被长沙警方刑拘

23日，“《新快报》记者陈永洲被刑拘”一事备受关注。记者的职务行为是否适用“损害商业信誉罪”、是否可以越过其单位直接对本人进行拘捕等问题引发热议。对此，中国记协相关工作人员在接受“中国网事”记者采访时表示，《新快报》22日已将此事告知中国记协，中国记协随后从湖南、广东两地宣传部门了解了相关情况，并已介入调查。

长沙警方 被刑拘记者捏造事实，造成对方重大损失

23日上午，长沙市公安局向新华社记者表示，之所以刑拘《新快报》记者陈永洲，是因为，经调查，从2012年9月26日至2013年8月8日，该报及其记者陈永洲等人在未到中联重科进行实地调查和核实的情况下，捏造虚假事实，通过其媒体平台发表关于中联重科的负面文章共18篇，其中陈永洲署名的文章14篇。2013年6月，中联重科曾就此事专门派员前往新快报社进行沟通，要求其到中联重科进行实地调查和了解真实情况，停止捏造、污蔑和诋毁行为。但新快报社及陈永洲不顾中联重科的要求，仍然继续发表关于中联重科的负面文章。

长沙市公安局认定，陈永洲捏造的涉及中联重科的主要事实有三项：一是捏造中联重科的管理层收购旗下优质资产进行利益输送，造成国资流失，私有化。二是捏造中联重科一年花掉广告费5.13亿元，搞“畸形营销”。三是捏造和污蔑中联重科销售和财务造假。在报道过程中，陈永洲没有具体依据，也未向相关监管、审计部门和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咨询，只是凭自己的主观臆断。

长沙市公安局称，2013年9月17日，长沙市公安局聘请湖南笛扬司法鉴定所对中联重科因广东新快报社及其记者陈永洲等人发表的１８篇文章所造成的损失情况进行鉴定。经市公安局执法监督支队审核，认定嫌疑人陈永洲捏造并散布虚假事实，损害中联重科的商业信誉，给中联重科造成重大损失，其行为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一条之规定，涉嫌损害商业信誉罪，于10月19日批准对犯罪嫌疑人陈永洲采取刑事拘留的强制措施。

中联重科 记者报道没有直接采访，沟通无效后报案

23日中午，新华社“中国网事”记者联系上了中联重科董事长助理杜峰。他表示，《新快报》与中联重科的纠纷，源于“对方对我们长期的严重失实报道”。他介绍说，在过去近一年里，《新快报》刊发了记者陈永洲关于中联重科的大量报道，涉及10多篇稿件，其中存在大量不实信息。

“在做这些报道之前，这个记者和媒体，没有对我们进行过直接采访，没有来过我们单位，没有来过任何电话、短信或邮件提出采访请求。”杜峰说，在看到这些“不实报道”后，针对对方不实地采访、不求证的态度，中联重科一位高层负责人曾在2013年6月专门带队前往新快报社沟通，希望澄清事实、停止不实报道，但未果。中联重科也发过公告作出澄清，但对方依然连续进行“不实报道”。

杜峰举了几个对方“不实报道”的例子，比如中联重科年报上写的5.13亿元广告费和招待费被对方写成了“广告费5.13亿元”；中联重科的改制被对方没有根据地称为“国有资产流失”；对方报道指出中联重科高管在股票高位套现12亿元，完全没有根据。

杜峰告诉新华社“中国网事”记者，陈永洲本人和中联重科不存在个人矛盾或纠纷。关于事件的进展，中联重科法务部门已经报案，案情的具体情况将由公安机关对外公布。

《新快报》 记者的报道是职务行为，对方应与单位交涉

《新快报》相关负责人也于23日中午接受新华社记者独家专访。这名负责人强调，该报记者陈永洲的报道属于正常职务行为，“如果陈永洲报道有问题，我们非常欢迎中联重科通过正常渠道和程序跟我们交涉。可以和我们打官司，如果官司输了，我们该怎么赔就怎么赔，该关门我们就关门”。这位负责人表示，“我们核查过陈永洲对中联重科所发的所有报道，总体上是比较客观的，在我们看来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没有发现陈永洲有违背职业道德和法律的事情。他关于中联重科的报道中唯一的事实性差错就是将‘广告费及招待费5.13亿元’错写成了‘广告费5.13亿元’。”

这位负责人透露，在《新快报》刊发关于中联重科的批评性报道之后，中联重科有一位副总裁曾来过报社进行沟通，后来中联重科董事长助理高辉在个人实名微博上公开指名道姓指斥《新快报》及陈永洲“诋毁中联重科”。《新快报》登报要求高辉撤销不当言论，但高辉没有反应。《新快报》随后向广州市天河区法院提起诉讼，起诉高辉侵害了《新快报》和陈永洲的名誉权，天河区法院已经受理此案。

这位负责人说，《新快报》认为陈永洲的报道属于正常的职务行为，他所有关于中联重科的言论都刊登在《新快报》上，而没有在其个人微博、微信上出现。“据说长沙警方9月份就已对陈永洲立案，10月发出网上追逃令，但我们一点消息都不知道。陈永洲在此期间正常上下班，客观上不存在逃的问题。”

这位负责人最后表态说：“《新快报》处理此事最大的原则是，希望在法律的框架下解决。”

新闻界专家 记者的报道不至于构成“损害商业信誉”罪

针对这一事件，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曾任广东省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的范以锦表示，判断新闻报道失实与否，必须经过调查研究，并非所有的报道失实都等同于“损害商业信誉”。至于怀疑陈永洲“本身也有问题”，这属于偷换概念，如果警方掌握了陈永洲涉嫌敲诈勒索或受贿的证据，应使用这两个罪名刑拘他，而不能“先抓后审”。

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徐松林告诉记者，损害商业信誉行为一般发生在竞争对手之间，一般来说记者的负面报道并不至于构成这个罪名；其次损害商业信誉罪属于故意犯罪，即明知是虚假事实而故意散布或捏造事实，如果不能证明记者的新闻报道故意捏造虚假消息，就不能说记者涉嫌这方面的罪名。

据新华社

律师

关键点在于是否故意虚构

广州《新快报》记者陈永洲因涉嫌损害商业信誉罪，10月19日被长沙警方刑拘。中国记协表示密切关注。

律师斯伟江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损害商业信誉罪，是指捏造并散布虚伪事实，损害他人的商业信誉，给他人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行为。损害商业信誉的行为与正常的舆论监督的界限就是媒体在报道中有没有故意捏造并散布虚假事实。

“如果报道部分失实，但没有故意虚构事实，发生与事实不完全一致的，记者不可能受到刑事追究和民事赔偿，”全国律协公益法律委员会秘书长、北京市致诚律师事务所律师时福茂接受人民网采访时说，“记者被赋予的职责就是报道事实真相，如果推断记者仅是职务行为，并无恶意，就不会被追究；但如果记者不负责任，为了某种集团或个人利益，为某些人利用进行报道，就可能会被追究刑责。”

据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