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奶在给陈扬喂粥

今夏，陈明灿一家的命运因为一粒樱桃而改变。数月前，儿子陈扬误将樱桃核呛入气管，造成脑损伤。一天最少700元的医疗费，像个无底洞。陈明灿无钱救治，求助无门，他选择去抢银行，最终入狱。此事曝光后，引发社会极大关注，现已募集到善款百万元。然而，陈明灿事件无疑只是一个缩影，对于进城务工人员，完善社会救助渠道，才能从根本上避免悲剧再次发生。

抢劫者 悲与喜

陈明灿以一种激烈的方式，让儿子陈扬获得了救助。

这一年夏天，他进入海宁的一家银行，没有计划，也没有把握地进行了一次“抢劫”。从警方发布的视频来看，这场“抢劫”看起来更像是一个闹剧：劫匪声音微弱，哭哭啼啼，很快就放弃抵抗。

也是因为这场“闹剧”，陈明灿一下成为各家新闻媒体的主角，儿子陈扬误将樱桃核呛入气管、无钱救治的故事浮出水面，得到公众的关注和医院的救助。而陈明灿也被酌情判了3年半刑期，如果狱中表现不错，可能还会获得减刑，提早见到儿子。

其实，陈家的遭遇与一部电影《迫在眉睫》的情节相似，电影讲述的是一个工人家庭奋斗理想的幻灭。

小孩迈克尔突然在棒球场上昏倒，约翰·Q把儿子送到医院后才得知：儿子患有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需要进行心脏移植手术来保住性命，而高昂的手术费用远远超过他的医疗保险范围。

最终，医院主管决定把他们从等待移植者的名单中剔除。此举激怒了约翰·Q。他持枪闯入医院的急诊室，绑架了无辜的医护人员和病人做人质，要求院方立刻为儿子动手术。

老实说，故事情节有些老套，父亲为给儿子治病铤而走险，最后奇迹出现，儿子得救，父亲也因为情义打动了评审团而从轻发落。而陈家，是这个故事的现实版。

听起来，这两个都是充满脉脉温情的故事，如果到此结束，皆大欢喜，无人追问。

但不论是陈家还是约翰家，这些看起来挑战道德与法律的人性之战，并非想象的如此简单。我们想表达的，也不仅仅是个故事而已。

某种程度上来说，陈家可能已经是“幸运者”了，还有更多因病致贫的类似家庭躲在悲伤的阴影里，没能进入公众的视线。

陈明灿一家的遭遇是外来务工家庭的一个缩影：他们为了生计，远离故土，在陌生的城市里，必须存下相当大一部分收入以应对健康、教育和急用的需求。因为缺乏求助的意识和渠道，一次偶然的厄运，可能花光打工挣来的所有收入，刚脱贫的家庭更为贫穷。我们的城市开足火力从他们身上索取能获得高速发展的一切，却没有给他们提供足够的安全和保障。

父与子 外来者

海宁并不是抢劫者陈明灿纯粹意义上的家乡。他幼年跟随父亲从贵州毕节的大山里走出，来到此处安家，却始终是一个外乡人。

穷，几乎是陈家人对毕节的所有印象。此前，同所有山区典型的村落一样，陈家在山坳里刨出两亩田地，种上玉米，获得一家人的口粮。房屋破落，一到雨天，外边下大雨，里边下小雨。陈明灿的父亲陈文才，生平只去过
一次毕节城区，还是春节时从海宁回老家途经。陈明灿的姐姐则对我描述，小时候去学校，得翻越两座大山，走上一个多小时的路程。

穷则思变，陈文才追随上世纪90年代的打工热潮，被卷进了中国东部的城市海宁。他几乎具备“打工一代”的所有美好品质：勤劳、节俭、朴实。尽管海宁是县级城市，但工钱较高，陈文才对此感到满意，将一家人都接到此处生活。

年轻的“打工二代”陈明灿与父辈相比，差异巨大，他有一半童年都在城市度过，身上流淌着农村和城市的双重血液。相比起父亲，他爱玩乐，会享受生活，不太在意攒钱的事情，结婚生子也相对随意。一旦遭遇厄运，往往因为年龄和阅历的关系，手足无措，甚至选择极端的方式。

不少人会疑惑，为什么陈家父子在孩子入院后，不主动向当地的政府机构寻求帮助。我也问过陈文才，这个朴实的工人惊讶地反问：“啊？我能找谁呢？”

最近在翻看一本社会学的书，其中的一项理论是，我们所处的位置和所拥有的资源，决定了我们能取得的成就。从陈文才和陈明灿接受教育的程度和认知来看，他们是很难意识到城市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是从何体现的，也很难在遭遇厄运后，去寻找求助的可行性途径。

这座城 一群人

老实说，海宁是一个容易让人心生好感的城市。这些沿海城市因为经济的高速发展，往往在社会福利方面也相对内地城市较为进步。

海宁市设有一个机构，叫作新居民事务局，一个专门为大量涌入海宁的新居民服务的机构。同时各个社区也设有相应站点，提醒外来人员办理暂住证、居住证等。我甚至在当地的一个社区认识了一个老乡，同样不是海宁本地人，但她已经是当地新居民服务站的管理者，应该算是一个成功的融入者。

依据海宁市的相关规定，进城务工人员是有机会拿到新居民证的，这意味着城市接纳了你，并给予你一定的保障。其中几项必备的、不能商榷的硬性条件是：缴纳养老保险，没有违反计划生育政策，没有违法犯罪行为。

很遗憾，陈家前两条都不符合。陈家父子辗转了好多工地，从没有合同一说，更不可能缴纳养老保险；而陈明灿在18岁时与一名女子未婚生子，违反了计划生育，致使孩子陈扬已经两岁还没法上户口，仍是黑户。

因为没有成为新居民，陈家也失去了获得救助的一线机会。陈家所在的社区说，无法掌握没有登记在册的陈家的情况，所以没法提供帮助。而这座城市针对新居民的医保、帮扶，对陈家来说，形同虚设。因为是黑户，没有医保，陈家不得不独自承担高昂的医药费，以致走投无路，最终抢劫银行。至于今后，陈家人更不可能成为新居民——陈明灿是抢劫犯。

因为家贫，奋斗不止，生活好转，厄运降临，导致更穷——陈家似乎陷入了一种经典的悲剧之中，甩不掉，走不出，无力做任何抗争。

即便是稿件完成登出，仍然是没法找到这个悲剧的解答之法的。只是希望城市的管理者们，能够真正关注到最底层的人员，希望贫者越贫的悲剧，可以少些，再少些。

文、图/朱柳笛（作者系《新京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