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莽艺人”十年镜况

镜头下的中国北方民间艺术

瞽书、丝弦、晋曲、线偶、乱弹……当这些名词已日渐变得生疏，表演这些艺术的人们亦被边缘化。在中国北方的许多城镇和乡村，这些来自民间的艺人出没于各个剧院、夜总会甚至洗浴中心，摄影师田川给这群人取了个颇具“水浒”色彩的名字，叫作“草莽艺人”。

田川通过影像与文字，把这群人的故事写成书。在他眼中，生于草莽死于草莽不仅仅是这些民间艺人的结局，也是绝大多数人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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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从5000到8000册

十多年前，田川从东京学习完纪录片拍摄后回国，正处于“待业”状态的他，开始顺着北方寻找民间文化和草莽艺人。

田川指出，“其实当时写书的主要目的是找自己。我是想顺着这些来自民间的艺术，找到我自己。就像每个保安看到陌生人就会问：你是谁，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因为回国后的我已经变了，我要用从国外带回来的新眼光，来看中国的现实”。

于是，田川以“公路小说”的最初构想开始了他的北方之旅。他将沿途摄影的作品和文字寄给了杂志社。2000年，杨全强在江苏担任《光与影》杂志的编辑期间，收到了田川的投稿，后来杂志社倒闭，杨全强提议将田川的照片和文字整理成书出版。2002年初，《草莽艺人》面市，印数为5125册。

2013年3月，《草莽艺人》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再版。这本几乎被尘封了近10年的书，再度回到读者的视野。书中记载了11种北方的民间艺术，比如二人转、丝弦、瞽书、皮影、河北梆子等，从事这些艺术表演的人被田川称为“草莽艺人”。田川认为，这是一帮来自民间的艺人，他们的演出原始而粗野，这些艺术行将消失，它们以某种姿态卑微而顽强地延续着，这正是他要找的记录对象。

当时江苏文艺出版社跟田川签约《草莽艺人》的合同期限是十年，到2013年这本书又回归了“自由身”。杨全强补充道：“后来我去了别的出版社工作，并且我个人比较喜欢这本书，所以想重做一下，因为当年的读者跟现在的读者不一样。”

在杨全强看来，这是一本盗版商不可能会“看上”的小众书籍。“当年的销量只有几千册，它不属于畅销书。今年的再版有8000册，如果疯狂地炒作，那么印两三万册也可以，但是很难对这样一本书投入太多精力去炒作，而且也不见得能够炒作出来。”杨全强如是说。

二人转演员董连海在后台为自己化妆

寻找：不速之客等待戈多

2000年春天，田川开始了他对北方民间文化的寻找之旅，整个过程为期一年多。用田川的话来说，他最初设想的是要寻找一些体制以外的“草莽艺人”。“寻找的方式是多种结合的，有一开始已经在北京先联系好，或者大概知道什么地方有艺人，然后再去。也有去一个地方后再沿途随机寻找的。”田川如是说。

对于这些草莽艺人和他们的管理者而言，田川是一个不速之客。田川觉得，这些人会因为他的到来而感到诧异，甚至会怀疑他的身份和他来的动机，似乎这样的艺术还有陌生人专门来关注是一件非常奇异的事。

在多次被评为年度华人百名公共知识分子的余世存眼中，草莽艺人们几乎多是自生自灭的，于是对田川的“闯入”感到意外合乎情理。“近几十年来数次城市化的果实跟他们无缘，一如跟农民无缘，相反，城市对农村的判决、支解、污染，使得艺人们跟农民共命运。农民稍宽裕时，他们有戏唱；农民收成不好或只在家守着电视看城市秀时，他们就只有放下身段，另谋生路。”余世存如是说。

2000年初，田川原本打算去侯马找皮影艺人，结果碰了钉子。吃了闭门羹的田川打算过黄河去陕西合阳看艺人。去合阳的路上，一个很脏的长途车把田川扔在一个不知名的地方。田川很偶然地碰到一个老年戏曲爱好者，通过老人找到了另外一个人，那个人又带着田川去找艺人。结果田川发现那个开着一间小卖部的人就是当地一个剧团的团长。

“实际上那个剧团早就解散了，但是它形式上还存在着。比如地方政府在接待一些外来考察的人员时，会把他们又请出来表演，办一些类似地方堂会的演出，以证明这种传统文化保存得还不错。”田川如是说。

在那一年多的时间里，田川醉心于这样的寻找，因为“你不知道这样的寻找会是什么结果，甚至你等的人会不会出现。就像等待戈多一样充满各种可能，寻找比艺人的故事更有意思。”

平遥瞽书艺人

河北“老梆子”演员庚哥在抽烟

拍摄：黑白影像简单纯粹

当田川找到了自己想要记录的对象，接下来便要开始与拍摄对象交流，甚至是一番“交恶”。2000年冬天，长春下起了第一场大雪时，田川来到了这座城市。长春的戏院、剧场、夜总会甚至是洗浴中心，总会有一群二人转演员在舞台上忙活着。在到处弥漫着呛人的烟味，脚下满地的垃圾，厕所里都是呕吐物痕迹的戏院里，田川找到了二人转艺人。

当田川拿起相机对着二人转演员按下快门时，几个人把他的相机抢走了，抢走相机的人对他说：“你不能那么拍。你是干什么的？要看就踏踏实实看，看完再说。”演出结束后，田川去找那帮人解释，解释完了那帮人才把相机还给他。

“我想去后台拍摄二人转的艺人，但是工作人员根本不让我进去。所有的场子组织都非常严密，陌生人根本就‘打’不进去，谁也不知道你到底来干什么的，就不让你拍，你无法拍到好照片，后来我灰头土脸回到北京。”田川补充说。

一方面，田川通过报社的朋友，给了一封介绍信，联系上二人转体制内的院团。另一方面又通过朋友找到了民营二人转的幕后组织者，于是田川的二人转“单元”得以完成。

在这过程中，田川看到了二人转艺人为谋生不得不说荤段子的辛酸，他们在台下还要研究今天这个（段子）叫彩那个（段子）不叫彩。这些民营二人转演员大多只是中小学文化，他们创作的段子主要来源于《故事会》、网络和道听途说。

田川用黑白摄影记录了这些艺人。杨全强认为，“只有极少数大师可以拍彩色的，这个不是技术层面的问题，是美学层面的问题，黑白照片更有艺术审美的质感”。

田川在日本开始用莱卡相机拍照，“当时因为太寂寞了，最寂寞的人都会去拍照片。因为洗照片很贵，并且黑白相对是自己能控制的。彩色的照片，你很难控制它，你要的色调，基本能力达不到就无法表达出来，而且我觉得黑白已经足够表达了。”田川坦言。

雁门晋曲艺人合影

一名正在织毛衣的河北“老梆子”演员（右）

离开：大部分时候是过客

在田川眼中，对每一次的寻找而言，他只是个过客。田川说：“当时我也没有托朋友帮我打听，因为我刚开始想写的是一本类似公路小说的书，我觉得找着没找着都无所谓。我不是戏曲爱好者，也不是戏曲研究着，我也不想把它仅仅限定为一个戏曲类的书籍”。

大部分时候，田川是一个人默默离开的，坐着长途汽车或火车，背上自己的行李和摄影工具等，给艺人们打声招呼就默默地离开，基本上没有人送他，也没有人挽留。杨全强认为，“因为艺人们忙于生计，无暇顾忌他的离开。而且艺人们也知道，田川的到来并不能彻底改变他们的生存现状。”

2000年春天，田川在咸阳打听到当地有很多票友喜欢唱戏，于是想找那种特别原始特别粗野的演出形式，结果在当地什么也没有找到，然后就打算往回走。到在回去的路上，田川租了一个车子。结果每过一个村子都设一个卡，村民们拿着锄头什么的找他收钱，不给钱就不让过。“正常的路全都被弄块假牌子或者石头之类的封上了。你要回去就必须经过他们村，一到每个村必须交10块或者20块钱。我觉得非常恐怖，不能再往西走了，筋疲力尽之后这趟就这么回来了。”这是田川记忆中一次无奈的离开。

田川指出，“我曾经跟过一个河北的丝弦剧团，跟了半年多，从秋天开始一直跟到春天，中间只有夏天没跟。他们吃面你也跟着吃面，他们睡地上你也睡在地上，后来他们已经把你当成了他们的一员，我的离开甚至让他们感到有些不习惯。离开河北的那天，丝弦的艺人们送我到火车站。后来丝弦艺人到北京来买锣，他们找到了我，我陪着他们一起买锣。但大多数时候我都是走马观花式的，我只是个过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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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生于草莽死于草莽

在这10年里，田川鲜少再去当年的那些地方寻觅草莽艺人的踪迹。“因为这类型的故事并不复杂，基本可以预见结局，又或者这10年来他们依旧延续着当初的那种状态，只不过日渐式微的程度有所加深而已。我认为没有必要刻意再去找寻他们，而且不排除有的艺人可能已经找不到了。”田川解释道。

在读者严杰夫看来，“随着近代以来，农业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剧烈变动，再加上新娱乐形式层出不穷地侵入民众生活中，维持民间艺术的土壤开始瓦解，曾经活跃于农村广阔天地里的草根艺术逐渐式微，继而终于成为旧乡土社会在现代社会留下的少数几片阴影”。

“作者不提供答案，他只提供了照相机里的材料。近十亿农民和生活在其中的艺人如何改进卧房、浴室、厕所？没有答案。”余世存指出。田川表示，“我写了很多艺人以外的细节。比如，当一个领导意气风发地在台上讲话，‘指点江山’之后，同样要回到那个地方上没有手纸、满地屎尿的厕所。这是文明吗？不管GDP是多少，你都要上那样的厕所，我觉得这是一些更本质的东西。中国的古籍里，宋朝时候的厕所是什么样的？把一些细节的东西放长远点看，实际上就能看到我们的文明是怎么样一点一点地衰落。”

余世存认为，“虽然在农民阶级注定衰败的现代社会，这群草莽艺人也注定命若琴弦；但艺人们仍坚韧地活着，用田川的话，待着。他们有自己的东西，有那么一点难登大雅之堂或都市舞台的玩意儿，那点儿玩意儿足够他们惨淡经营，足够他们一生都耗在其中，足够他们给乡亲邻里带来快乐”。

田川觉得，生于草莽死于草莽，是这些民间艺人们难逃的结局，但这并不可悲。“我们每个人不都是这样吗？其实我写这本书虽然十年过去了，但在这十年里，我感觉不到任何人知道我写过这本书。没必要为民间艺术的消失感到沮丧。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的，没有人知道你怎么来，什么时候走，我相信99%的人都是这样的。”田川补充道。

文/重青记者 李诗洋 图由南京大学出版社提供（摄影/田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