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活着——一群观剧者的未完待续

黄渤饰演的福贵在《活着》中一次次面临人生与命运的博弈 IC 图

死亡是活着的终点

受访者：谢笃明年龄：37岁职业：医生

8月22日晚近7点，谢笃明开着他去年购置的福克斯来到重庆大剧院，等待他的将是此次话剧《活着》来渝的最后一场演出。“我是一名医生，对我来说，生死现在或许已经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看过《活着》这本小说，加上我特别想看看孟京辉如何诠释‘活着’这个命题，所以就来了。”谢笃明补充说。

学生时代的谢笃明，虽然解剖过很多已经消逝的生命，但对于直面“生与死”，依旧感到陌生。9年前，当第一个经他手的患者被诊断为肺癌晚期后，谢笃明那一晚上没有睡着。“那种感觉太可怕了，我只能目睹患者耗尽自己生命的最后一程，那种无力感和自责感几乎把我击垮。在那一刻我直观地感受到活着是死亡的起点，而死亡就是活着的终点，每个人都如此。”谢笃明坦言。

《活着》探讨的是人文方面的生命哲学，而医生探究的是生理方面的生命哲学，谢笃明同时还指出，“我对孟京辉的作品并不十分了解，看了话剧版的《活着》感觉基本上忠实于原著，这不免有点拾人牙慧的感觉。”

“袁泉穿着宽松的蓝布衣服，系着一条黄色围巾，一只手摸着镜子，看着镜子中的自己，面无表情。那一幕，袁泉扮演的家珍已经怀了孩子，家珍非常清楚，在这样一个贫苦的家庭、动荡的时代，一个新生命的诞生或许是种不幸。在我看来，她在这面镜子中，预见了这个孩子的未来，甚至这个孩子的一生，也看到了自己的一生。”谢笃明如是说。

谢笃明在工作中，除了看到生命的消亡，也看见一些新生命的诞生。但在他看来，不是每个新生命的诞生都饱含着足够的希望与欢乐。“活着这个词其实多少有些沉重，活着只是相对死亡而言的一种存在。譬如出生，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人分三六九等，有人可以去最好的医院享受最好的呵护，而有人却只能在一些没有保障的非法诊所出生。《活着》其实也有一些道理，它告诉你一个人努力过、坚持过，但命运不一定会眷顾你。有人说生命是平等的，其实生命并不绝对平等，平等的是，每个人都终将死去。”

现在的生活只是生存

受访者：谭晓年龄：30岁职业：国企财务

“以前是时代带给了福贵这样的悲剧人生，但当代就没有时代悲剧了吗？……我们所谓的小清新、小文艺只是在自娱自乐。我们没有看到什么未来，所以我们只能过好自己的生活，不能指望社会带给我们多大的满足感、荣誉感。我觉得我们是被压得喘不过气来了。”谭晓是上海人，毕业后在上海一家国有企业财务部门工作，听上去不赖的“活着”的状态，事实上却充满了无奈。

虽然与大多数80后一样，谭晓并没有赶上动荡的时代，也没有遭受福贵人生中任何一项苦难，但她认为这并不代表她可以“享受”地活着。当年升学的时候，她与别人“拼爹”失败，去了一所不理想的学校，成为了她过去二十年最大的挫折。“现在有些企业‘拼爹’的现象依然厉害，我还是会看到很多阴暗面，每次看到都会跟自己说要努力地充实自己，总有一天我要跳出这个圈。”

“但余华的原著带给我的震撼更大。”看完话剧，谭女士这样评价，“余华的原著本身就很好，虽然有很多苦难的故事，他却没有花很重的笔墨去煽情。但话剧要在三个小时演完这样一部历史跨度如此大的书，本就不现实。导演删去了一些情节让我朋友觉得戏‘很跳’。比如书中有庆养了两只羊，戏里面只有公社把羊杀了，而没有交代有庆每天从学校跑回家喂羊的事。”

16日晚上看的剧，到现在谭女士都能回忆出自己印象最深的几个场景：“一是有庆的死，红色的灯光铺满了整个舞台，福贵砸一瓶一瓶的水，这水在灯光下就像血一样溅在舞台上，很震撼；凤霞的出嫁，母亲家珍（袁泉）一直都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一张脸，弥漫着淡淡的忧伤，在自己的女儿出嫁以后她有一段哭唱，这是一个大家闺秀在关键时候的真情流露；二喜死时的一声‘苦根’，我看到眼泪在他的眼眶打转，最后喊了一声‘苦根’；最后话剧的两个结局让我印象深刻，一个是苦根死了，一个是福贵把苦根摇醒了，两个版本的结局，我更喜欢后者，因为它是一个悲剧的故事中燃起的新希望。”

葛优凭借电影《活着》中福贵一角获得戛纳影帝

不可知的命运平衡

受访者：孙莫年龄：27岁职业：考古者

《活着》导演张艺谋及剧组工作人员幕后照 资料图

电影《活着》国际版海报 资料图

对于平时不怎么来市区的孙莫而言，这次到重庆大剧院观看话剧《活着》，不能不说是个特例。至于究竟是什么吸引他专程而来？孙莫回答说：“可能是对话剧所代表的时代（主要是上世纪50到80年代）有一定的兴趣偏好吧。”

在常人看来，孙莫的职业令人充满好奇。他是考古所的一名考古工作者。平日里他主要是待在田间地头和各种墓葬遗址打交道，偶尔来市区，也多半是例行公事。看完《活着》后，第二天一早他就要返回工地。谈起《活着》，在目前已有的三个不同呈现方式中，孙莫更认可小说。他觉得在关于“时代和命运关系”的叙事上，就当代中国而言，文字胜过影像。不过，“这涉及到文化体制和行业积累问题，和导演、作家孰优孰劣没有关系。”他补充说道。

对于《活着》这部作品，孙莫认为它比《黄金时代》在诠释人生上要走得更远。因为它揭示出人活着不仅要“受锤”，还要在受锤之余给自己主动洗脑。就像剧中的福贵告诫孩子说“日子会越来越好”那样，尽管过去所有的历史经验都证实事情不是这样的。

而当谈起自己这些年的改变时，孙莫也毫不讳言内心的挣扎，他略带调侃地说道：“我想我已经变成自己当初最讨厌的一类人，碌碌无为、尸位素餐。我期望在某个人生的拐角点上，会有着豁然开朗的人生格局，有机会重启我那伟大理想的风帆。”他用玩笑一样的语气道出了真实的心声。

或许因为孙莫仍不甘于向生活轻易屈服，所以《活着》中他更为欣赏的是女主人公家珍。他说：“因为我觉得男主人公处处和生活妥协，而女主人公则自始至终都试图去反抗生活。虽然她所有的反抗最终都是无效的，而且还平添给她许多折磨。但她愿意去这样尝试，说明有一些特别的东西在支撑她，或许那就是理想。”

话剧散场了，孙莫表示，“毕竟一部作品的深度和广度在到达一定境界之后，别人要想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再创新高，就算出彩也很容易惹人诟病。而《活着》就面临着这样一种尴尬的境地”。最后，关于未来的期许，他说：“进退留转、得失祸福，所有相悖的东西共生在一起，只要有足够的时间，它们都是会显示出来的。或许不可知之中夹杂着某种平衡吧。”

文/重青记者 李诗洋 席郁兰

见习记者 孙梓辛

作家余华&导演孟京辉对谈：

让它像感冒一样发生

“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叫喊，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余华曾这么说他的《活着》。

导演孟京辉在话剧《活着》结束后鞠了一躬，只说了一句话：“即使心怀悲伤，也要昂扬地活着。”于是，“活着”就是“活着”，它像感冒一样自然发生，有的人为《活着》里“福贵”坎坷的一生感怀落泪，有的人则透过《活着》读懂了自己......

记者：孟导演，您好！与张艺谋导演不同的是，您导演的《活着》在人物命运上更遵从原著，同时也加了一些新锐话剧的元素，为什么会选择把这种“残酷”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

孟京辉：残酷是一种简单的理解。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原小说中一种命运和人物的对话。所以我当时觉得最不好处理的不是结局，舞台上最麻烦的就是战争，战争最难。有一次我就试探性地问了余华，你是不是觉得战争很重要？完了他想都没想地说，很重要！后来我就想，他都觉得重要了，我也没法。

记者：这部话剧在各地都是非常火爆，您曾经评价过这部话剧有种“期盼中的陌生感”，那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余华：为什么说我是孟京辉的粉丝呢？我已经知道他会让我感到陌生，我知道这哥们一定会弄出个新东西出来，可是我看了以后还是吃了一惊。我看过《活着》以后我已经很难接受另外一个话剧导演把《许三观卖血记》搬上舞台了，我已经不能接受了，等孟京辉不知道要等多少年。还有第二点，在看完黄渤和袁泉的表演后，我也很难接受别的人来演许三观、许玉兰。然后这两个人又很忙，所以这里面的确有很多现实的问题记者：您觉得和电影版相比，话剧版《活着》最成功在哪里？

余华：我觉得最成功的一方面在于，电影和原著的风格非常像，风格上是非常忠于原著的，内容上它不是那么地忠于原著，但是我一点不反对张艺谋的改编。当时我就和孟京辉讲过，你把《活着》改成《许三观卖血记》都行，你爱怎么改就怎么改。张艺谋把他自己对人生的体验放进去了，但那个时候我认为他谨慎了一点，他没有想到观众的承受能力比他强。我觉得孟京辉比张艺谋强的有一点就是，他的心理承受能力比他（张艺谋）强，心理素质比他（张艺谋）好。

孟京辉：戏里每个人都接着死去，很难安排怎么去“死”，死到最后的时候别人会觉得你骗我呢。我就在想哪一点让它变得跟原著一样特别真实？我们就想简单地让它像感冒一样发生，命运无常；另外一个我觉得特别重要的就是，《活着》它不是一个历史剧，不是一个社会问题剧。他不是易卜生，他是余华；他不是莎士比亚，他是余华。

它讲的是一个人的心灵史，完全以人的角度来说人，不是以社会、以历史来说。这一点我们刚开始也想不通，但后来一把这事想通了，就无所谓了。它说的是心灵那事，谁说得清啊？

重青记者 李诗洋 整理

2013年8月，作家余华与导演孟京辉与观众交流创作心得资料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