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不会玩？
北京东京休闲时间比较

作者基于中国的休闲经济研究中心和东京的综合事务办公室统计局的数据，包含北京的1657个和东京的106537个样本，对北京和东京休闲时间进行了对比，从休闲时间、休闲项目和兴趣爱好等各个方面进行了统计，发现日本人在休闲文化上参与度更高。

海外观光率是东京人的1/5

休闲旅游包括短途旅行、国内观光、回老家、国外旅行和海外工作旅行等。从2005年4月到2006年4月，56%的北京居民进行了短途旅行，而东京居民的此项参与率为63.8%，比北京居民高7.8%。北京居民的国内观光参与率为32.5%，然而东京居民的参与率是前者的两倍。北京居民在海外观光的比例为3.0%，东京居民的这一数值为15.7%，为前者的五倍。

原因包括日元增值，以及他们的收入总额更高。日本人可以通过在日本以外的地方消费日元来获取更多的服务或商品。另外，中国和日本都有较深厚的传统思乡情结。中国要回家过春节，而日本则是过盂兰盆节。北京和东京居民回家率分别是38.9%和35.4%，将近40%的北京和东京的居民每年至少回家一次。

体育活动是人们促进身体健康的重要方式。从体育运动的参与率来看，我们可以发现，北京居民比东京居民在一些项目上的得分要高，但是总的来说，东京居民的体育活动更丰富，而且“专业性”更强。比如游泳，日本人更倾向于接受严格的训练。对于北京和东京居民，排在第一位的体育活动都是散步。但北京，排在第二位的体育活动是登山，而在日本，排在第二位的是保龄球。此外，棒球、垒球和门球是日本传统的受欢迎的体育活动，而这些运动，中国人从来没有或很少接触。在中国，高尔夫球依然是富裕阶层的活动，而在日本，高尔夫球更普遍，太极参与率更低。

打扑克VS阅读

在形式和内容方面，东京娱乐比北京更丰富。看体育比赛、看电视、观赏艺术品、听音乐会、阅读等上东京人较北京人高。在北京，排在首位的为打扑克，第二是阅读，然后是上网和烹饪；然而，对东京居民来说，排序是不同的，分别为阅读、卡拉OK、看电影和园艺。

在过去的一年中，北京居民只有7.1%观赏艺术作品，但东京居民对这项娱乐活动的参与率（28.9%）是北京的4倍。东京居民观看体育比赛的参与率是北京居民的两倍。作为爱好，阅读的参与率也比北京居民高。作者注意到，在东京不论是在公共汽车里或其他的交通车辆里，人们总是手拿一本书在阅读。

休闲时间比东京人少一个半小时

北京居民的休闲时间为每天4小时46分钟，而东京居民这一数值为6小时23分。即东京居民平均休闲时间比北京多1小时37分钟。

此外，北京居民比东京居民多花44分钟在个人护理上、多花71分钟在工作上，做家务时间比东京居民少18分钟。东京居民花了更多的时间在除了运动以外的事项上。如每天花28分钟在社会交往上，但北京居民只花费11分钟。东京市民花3分钟每天进行志愿者活动,但北京居民只花费1分钟。

在时间安排上，北京居民有晨读的习惯，但日本居民只有夜间阅读的习惯。北京居民的活动高峰在早上6点到8点。在中国，抚养儿童被视为娱乐，而在日本，抚养儿童被认为是家务活。花在社会交往上的平均时间，北京居民比日本居民要少。东京人走亲串友的时间在晚上7点到凌晨，而北京人走亲串友的高峰时间是下午2点到5点。最后，东京人比北京人平均多睡一个半小时。

来源：AComparisonofChineseandJapaneseLeisureModes，2012年。

（本文有删减）

英国牛津灾难管理中心

以史为鉴古代城市抗击洪水

近年来，河流和沿海洪水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保护中国城市免受洪水侵袭的方法显得格外地重要。中国的城市发展历史已经长达五千年，在这段时期里，中国城市被多次破坏，而人们也在和洪水抗击的过程中学到了各种实用的方法。

防洪系统规划和设计科学

城市选址有四个有用的方面。首先，城市选址应位于高地上。如临淄、济南、桂林和绍兴等，很少遭受洪水的侵袭。其次，选址位置应该远离不稳定河岸。临淄就是依淄河而建，只是它紧挨的那段河岸较为稳定。第三，中国许多城市都位于河流凸岸上，以最小化河流侵袭。最后，一些城市可能位于有抗击洪水天然屏障的地方。

防洪系统包括城墙、堤坝、沿海城墙、城门和水闸。《管子》中提倡城门应该根据当地条件和地势进行修建。城墙与街道一样，都应该不规则。临淄的城墙就体现了这种理念。多数城墙形状上都不规则，如苏州用“三角”城墙来阻止洪水侵袭，但是其中一个角为直角，这样能让这个角落的水流缓慢。城门不应该建在容易受到洪水侵袭的地方，并使用瓮门（即西汉时出现的城门，又叫“月门”，即在城门外修建的护门小城）有效地阻止洪水侵袭。

排水系统包括护城河、运河、内河、排水沟、排水口、水闸等。为了实现它的有效性，它们需要足够深和足够宽（分别为9.6米和32米），并且水应该在护城河的高处进行开沟，并引流到低处。在城内，建设引流网络应该与街道两旁的主沟渠，和其它支线沟渠同时保持一致。洪水可能通过主沟渠引流到运河和主运河中，最后通过排水口排到到护城河中。

建筑物和地基牢固稳定

当城市容易遭受洪水侵袭，建筑物的设计显得特别重要。首先，重要的建筑物应该修建在高地上。如肇庆的阅江楼被建造在超过6米的高台上，即使周围建筑已经被淹过多次，它从来都没有被淹过。除了被建造在高台上以外，其使用了高高的石头门槛，以防止水从门进入；前门的柱子使用了石头基地，并用砖墙将大厅与前门隔开。

城墙的有效性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地基。在《营造法式》中常推荐的地基深度为5尺（约为1.5米），就跟城墙一样厚。清朝的魏源曾提倡地基应该比城墙厚两倍。同时，打桩已经广泛应用于水闸和排水管中，建于黏土层之上。偶尔也发现，用铁来巩固地基。据称，南京的地基厚度就达到12米。

中国历史中长期使用糯米混合石灰砂浆建造城墙，以抵御洪水。虽然这种材料并不是很有弹性也不是完全不透水，但它能够满足建筑需要。糯米和石灰砂浆的比例为1：62。明代南京的城墙就是用糯米石灰砂浆，并混合一定数量的桐油和明矾建成。科学测试表明，此建筑材料比起现代的水泥砂浆，抗拉强度和不渗透性更好，只是抗压性更低。

洪水预测和政府灾后救援

因为城墙和护城河总是需要精心维护，行政机构的修复显得特别重要。从1008年，台州的城墙修复次数高达24次。另外，政府也会进行埋葬死者、对伤员进行救治、为受难者分配食物、重建房屋，以及修理墙壁、堤坝和其他防洪设施等的灾后救援工作。

根据历史记载，在1011年6月，朝廷颁发法令，要求只要水位线（东京城）上升在7.5尺以上，就会派遣3000名宫廷侍卫保护河岸。由此清晰地表明，在一千多年以前都城就已经有了水文调查和洪水预警。

来源：TheProtectionofChina'sAn-cientCitiesfromFloodDamage，DisasterManagementCentre,OxfordPolytechnic。

（本文有删减）

国际传统音乐学会

在战争中流转于血缘里传承

乐部是中国音乐史上的重要现象。它将各种类型的民族音乐吸纳到宫廷中，并突破了原有的陈旧范式。而汉朝到唐朝期间战乱所带来的宫廷乐手迁移，以及士族家庭对音乐的教育，对音乐的传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唐朝乐部进入“宴乐”时期

乐部音乐曲目主要为以下四种类型，一般用于宫廷艺术和庆祝活动中。包括九部乐和十部乐、二部乐的立部伎(站着表演)和坐部伎（坐着表演），太常四部乐（太常为乐部之下的音乐机构）和唐朝早期乐部的其他多种类型，如万歌部、清乐部、鼓吹部等。

乐部的分类制度表明了雅乐对历史和传统的延续，但是仔细看却发现宫廷音乐在歌唱、舞蹈和演奏乐器上进行了新的突破。十部乐、太常四部乐、二部乐等都产生于历史时期，胡乐更是为国人所知，流行中国。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都代表了一种新的历史现象，中国的宫廷音乐进入了“宴乐”时期。

宫廷乐手在战争中大量迁移

迁移的乐手们是汉魏混乱战争时期中宫廷音乐生存和传播的关键因素。他们的迁移方式主要包括以下几种：首先，向北迁移。在西晋的永嘉之乱时期，中国北方发生内乱，长达16年。永嘉混乱导致了都城洛阳衰落(长达260年成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宫廷乐师开始了其迁移。他们从洛阳北上，沿路经过长安、邺城（今河北临漳）、梁州（今河西走廊）等。随着北魏在北方重新统一，建都洛阳，音乐又被带回洛阳，形成了北魏的宫廷音乐。

向西迁移：向西迁移路线主要围绕着梁州（今武威）而进行。在西汉后期，梁州作为相对安定的地区，保存着来自各个地区的各类型音乐。永嘉之乱期间，太常的乐师们来到梁州，带来乐部的音乐传统，包括清商部。在前梁时期，天竺国的皇帝向前梁国进贡了男歌手和舞者，这种音乐形成了后来的天竺部。

南向移动，永嘉年间持续的战争让更多的人从北方迁移到南方。这是乐师们的第三条迁移路线。南向迁徙主要根据两条主要线路来进行，一条线路到达长江下游地区，在江陵（今湖北荆州）形成了文化中心；第二条线路是长江中游地区，在建康（今南京）形成文化中心。这两条线路的迁移有利于东晋和南朝雅乐的发展。在永嘉之乱后，建康的音乐传统实际上是复制了西晋时期的宫廷音乐。

从北周开始，集聚在南方的音乐开始向北方扩散。江陵的梁乐（南方梁国的音乐）被宇文泰(507-556年)带来北方；而隋朝灭魏国时将太常（中国古代朝廷掌宗庙礼仪之官）的音乐家带到北方。在这种方式下，齐、周、梁和陈四朝的音乐制度都在长安集聚，导致南北音乐文化的融合，而宴乐也从中应运而生。

家庭教育带来音乐的传播

音乐的传播是和音乐教育同步进行的。音乐传播的传统方式是和家庭单位相关的。这种特殊的教育模式从汉朝开始就已经得到了应用。在汉唐时期，所谓的士族起着重要的文化和政治影响，中国的学术传统在士族家庭中得到了较好的维持，并且具有较好的地域特色。本质上来说，以家庭为单位的传播加强了地域文化。隋朝时期最重要的音乐事件是开皇时期的音乐争论。争论参与者来自不同“政权”和地区，如北周、北齐、梁和陈等，代表了各自不同的文化传统。根据《隋书》记载，参与这场辩论的为27名音乐理论家。其中13名来自北齐，8名来自北周地区，5名来自江陵地区等。

每一个音乐理论家都代表了音乐由家庭传播经过的漫长路径。如，在家庭内部传播，如祖茔传到祖珽，从曹僧奴传到曹妙达。而另外则是通过师傅—弟子这种长期的学徒关系来建立起“伪”家庭关系，如苏祗婆和郑译，祖珽和万宝常等，通过类似这些形式的传播，来自不同区域和文化的音乐理论家自然成为他们自身区域音乐文化的提倡者。如《祖传》记载，祖家的祖茔、祖珽和祖君彦都为音乐家。祖珽为祖茔之子，掌管着北齐的雅乐。

总的来说，音乐传播的过程是财富积累和音乐继承的过程。音乐历史是音乐和音乐家传播的产物。它们没有固定的模式、路线和方式。汉唐宫廷音乐中，“家学”（通过家庭传播）是了解乐部的关键。在魏晋时期的长期战争中，乐部不断被破坏，又重新建立，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完善。中国传统宫廷音乐严重依赖乐部制度而存活。所以，音乐传播不仅仅在于其音乐自身（理论、曲目、风格和表演等），而是一整个系统，包括音乐家，他们培养训练的方式以及迁居等。

来源：YuebuoftheTangDynasty:MusicalTrans-missionfromtheHantotheEarlyTangDynasty，YearbookforTraditionalMusic.（本文有删减）

重青记者 王莉 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