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主型发展减贫遭遇空巢难题

路，水，电；医疗，教育，卫生；这是制约万州贫困山区发展的六大障碍。

3年，500万元，从“要我”到“我要”的社区自主型发展和减贫，是恒合和梨树两个乡4个村脱贫致富的助力和希望。

而鱼和渔，一直是当地空巢化农村的现实需求与困扰。

外力介入的自主发展减贫，能否可持续？是否可复制？实施一年，拜耳—中国农村发展项目（简称拜耳项目）面临小考。

石坪村小组项目实施表决现场

我要修路

张德良：我是坚定不移地要求修路！

张在树：要想富，先修路。路修好了，拖个肥料都方便些。

周德路：我心里那个高兴，建议修路。

张在学：我的意见和德路一样。现在的路烂到连货车都进不来，修路是大问题。我们不能鼠目寸光，机会难得，要眼光长远。

……

7月6日，郎邦辉出示了一份记录万州区恒合土家族自治乡石坪村1组商讨如何实施拜耳项目的会议纪要。现年51岁的郎邦辉是石坪村村委会文书，同时是该村拜耳项目协调员。

4个村，3年，503.24万元，社区自主型发展模式（CommunityDrivenDevelopment简称CDD，指在扶贫和发展工作中，将资源和决策的控制权交给社区和贫困人口，通过社区构建自己的制度和规则来决定其自身发展的相关事宜）。2012年6月8日，拜耳—中国农村发展项目在北京正式启动。该项目由德国拜耳公司
捐资、国务院扶贫办指导、国际NGO互满爱具体协调实施。

“和以往的扶贫项目‘要我做什么’不同，拜耳项目首先要求召开村小组会议，问大家‘我要做什么’。”郎邦辉解释说。

2012年6月27日开始，石坪村分别在6个村民小组召开村民大会。参加会议的农户代表204人，其中有182人要求整治公路，解决出行困难和制约生产发展的难题，占参加会议人数的89％；11人要求修建一所幼儿园，以解决留守儿童上幼儿园难的状况，占参加会议人数的6％；有7人要求改善人畜饮水，占参加会议人数的3％；有4人要求整改用电线路，占参加会议人数的2％。

绝大多数村民的意见是：我要修路！

修路项目建议书通过技术和可行性审核后，拜耳项目同意专项拨款11万元。

“1组和5组要修5公里路，3.5米宽，钱就是这么11万元。因为是大家都同意的事，项目直接受益农户173户，受益人口752人。所以谁也不敢，也不可能在里面做手脚，我们想的就是怎么少花钱多办事。”石坪村党支部书记扶江仕解释道，“别的地方买石料要115元钱一方，我们硬是谈到100元一方，还要石料老板拉到村里。”

既然是大家自主决定的事，那就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出力。前后304个劳动力，按当地80元/天劳动力计算，相当于又节省了将近3万元。

73岁的石坪村村民张德伦也扛着锄头参加了修路。他说：“看到拜耳公司给钱帮我们修路，我坚决要参加。因为把路修好了，对大家都有好处。以前三滴雨下地，车子就开不进来。特别是要用肥料，冬天烤火要用煤炭，碰到天气不好，就恼火得很。现在好了，不管天晴落雨车子照样跑，安逸！”

空巢困境

4个村，每个村15万元。这笔社区发展资金（CommunityDevelopmentFund，简称CDF）是拜耳项目的另一种帮助当地减贫发展的重要方式。

按照项目规定，CDF瞄准的主要对象为贫困村的贫困户和低收入户，特别是刚刚解决了温饱，但是收入仍不稳定的贫困群体。

为确保借款资金能够到达贫困户和低收入户，保证资金安全，第一笔借款最高额度不能超过3000元。从第二次起，单笔最高借款额度不能超过5000元。借款期限最长不能超过12个月。农户借款采用分期还款方式，分期每月等额偿还本金和资金占用费（相当于本地银行贷款利息）。回收的资金占用费归当地所有，
用于CDF滚动发展。

拜耳项目开展一年，但CDF项目并不尽如人意。

拜耳项目万州合作办公室撰写的工作总结中提到“该项目为了提高农民能力建设，设计了技术、技能等能力培训。由于培训对象普遍为老弱、年幼、缺乏劳动力的人群，接受新知识的能力偏弱，没有达到预期培训效果”。

“到目前为止，石坪村还没有一个人申请这种项目。”扶江仕称，“那些头脑灵活、能做事、能赚钱的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留在家里的老人一般都不知道拿这钱做什么，现在也不敢冒这风险。”

石坪村1926名村民中，常年在外打工的劳动力将近900人。留守在家的多为老人、小孩，其中60岁以上的老人300多人。

在恒合乡拜耳项目的另一个实施点玉都村，空巢现象也同样严重。据玉都村拜耳项目协调人，47岁的黄佐志介绍，该村总人口1617人，实际劳动力（男16~60周岁，女16~55周岁）975人。，这中间696个劳动力常年在外打工。现在留守的60岁以上的老人380多人。

拜耳捐赠的非接触式红外额温计、智能血压计，还有拜耳项目出资5万元修成的2412.2米人行便道。这些看得见的东西，都是玉都村留守老人们津津乐道的事。

“这里的老百姓，尤其是留守在家的老人，更多的是希望能看得见、直接见效的项目。比如说直接的资金援助、物资捐助，比如说修路、引水、改造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但这些诉求和拜耳项目自主型、可持续发展的初衷有差距。”万州拜耳项目实施协调负责人之一的盛霞有些无奈，“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参与这个项目，但他们绝大多数不是在外读书，就是在外打工。”

路通了，和外面的世界更近了，但这些似乎依然难以吸引年轻人回归空巢。

“那些在利川打工的，家里有摩托的年轻人，现在可以吃完早饭后，骑上40多分钟的摩托出去打工，晚上收工后再骑摩托回家吃饭，这样一个月也能赚个3000块左右。”郎邦辉分析道，“要让他们主动回来，还得看在村里做事的收入是不是比在外打工高。”

农村空巢化，已成为拜耳项目3年试验期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难题。

授人以渔

盛霞坦言，空巢是NGO在农村社区发展工作中遇到的瓶颈与桎梏。

欲破解空巢难题，拜耳项目的应对方法是：在关注社区硬件建设、医疗卫生支持、人畜饮水及教育各方面外，还注重培养社区带头人——在社区里选择有发展潜力且自己有发展意愿的在家农户，提供社区发展资金，让其扩展或发展产业，以点带面；技能培训：项目办根据农户意见和建议，邀请本土专家为农户提供种养殖技术类的培训。对居住较远且比较分散的农户，项目采取入户拜访的形式进行知识普及；建立村级行动小组，比如将山羊养殖户组织成一个小组，大家可以一起统购统销，降低成本及整合销路，一起交流山羊的疾病防治方法等，可以将农户的单一力量放大。

盛霞认为，拜耳项目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包括农民自身的意识、能力以及环境。同时，也是一个角色自我定位及认可的过程。“在社区自主发展理念为主线的前提下，如何影响农民的意识、提高农户的能力，以及协助其创造发展的环境，以达到项目的可持续性是我们项目实施过程中必须注重的。在拜耳项目所有子项目实施的流程中我们只是协助者、资源调配者与引导者。

其次是在项目活动实施的过程中引导农民进行自我角色定位，让他们意识到自己是社区的主人，自己有责任和义务发展自己的社区，亦使其感觉这个社区能给自己带来发展。再次，项目根据实际情况提供必要的能力建设。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就只是准备好所有工具传授钓鱼的技巧吗？”盛霞说，“去年6月项目正式启动，目前刚刚完成第一年的初步建设，希望在经过接下来两年的建设后，村民或村里的带头人能够有效达到可持续前提下的必备条件，继而达到项目可持续发展的可能。”

文/重青记者刘向晖

抗旱软肋

重庆农村水利工程“最后一公里”调查

守着长江、嘉陵江，重庆却是中度缺水地区，特别是西部12个区县属于重度缺水地区。

近年来，重庆加大了对水利建设的投入力度，新修了一批大中小型水库，对原有的病险水库进行了有效的整治。这对保障农业稳定发展和粮食安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是，与农业生产关系最为密切、被视为水利“神经末梢”的“最后一公里”的末级渠道，却成了当前农村水利设施中最薄弱的环节。

牛车拉水抗旱

一声吆喝，一指响鞭，62岁的胡长斌赶着牛车出发了。

7月13日，“入伏”的第一天。清晨5点胡长斌就起床，他已经连续3天都这样赶着牛车拉水抗旱。

胡长斌是黔江区新华乡大田村农民，他家的9亩稻田其中有3亩是“干塝田”，每年的这个时节都需要拉水抗旱保苗。

据重庆市气候中心称：今年6月，全市平均气温已达27.4℃，创下52年来历史同期最大值。市气象台预计，入伏后重庆天气将越来越热，全市最高温将维持在37℃～38℃，极端的40℃高温或将称霸全市，天气会非常炎热，将从“焖蒸”走向“碳烤”，农村抗旱形势非常严峻。

胡长斌的责任田就在一个叫杨柳池的地方，土家族语言中“池”就是能蓄水的地方。早在上世纪70年代，大田村就在这里修建了杨柳池水库。胡长斌说：“刚开始的时候，水库的水是靠抽水机提灌。后来村里管理不善，把抽水机当废铁卖了”。于是，会木工手艺的胡长斌便造了一台牛车，用牛车拉水灌溉。年年如此，牛车跟了他整整20年。

“为什么不再买一台抽水机呢？”重青记者问。

胡长斌说：“我家就这3亩干塝田缺水，自个买抽水机不划算。”

“其实就这么小段引水渠道没有修好，我们都呼吁了30多年，这‘最后一公里’就成了每年我们村民抗旱的拦路虎。”大田村老支书李耀辉说。

据民进重庆市委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重庆工程性缺水依然十分突出，人均蓄引提水能力和人均旱涝保收面积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3，居西部倒数第一。与农业生产关系最为密切、被视为“神经末梢”的“最后一公里”的末级渠道，成了当前农村水利设施中最薄弱的环节。

水利成“短板”

针对抗旱而言，“老百姓用水放在第一位，农业灌溉第二，工业用水次之，发电可暂不考虑。然而，渠道不通，水从何来？”重庆市水利局副局长、总工程师冀春楼告诉重青记者。

在重庆西部12区县，每年伏旱期间人畜饮水都十分困难。三年前，重庆市就提出“先建机制，后建工程”。早在2010年4月9日召开的重庆市农村水利工作会议上，重庆市水利局副局长韩正江就明确表示，全市将全面开工建设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对开工率还不足40%的区县，须“动真格”，严惩不贷。

“2013年伏旱期间，我市农村人饮不安全数目预测为1100万人。”韩正江说，农村水利是农村基础建设的“短板”，存在许多问题，整改难度大，真正实施起来有些困难。由于目前“饮用水污染严重”，工程建设“超前意识不强”，“工作进度滞后”，导致了城乡居民用水难，安全饮水更是难上加难。

在农田灌溉方面，旱灾是威胁我市粮食生产最主要的自然灾害之一，而末级渠道的严重损毁和报废使其成为解决农业灌溉的瓶颈问题。

市水利局长王爱祖说，渠道“最后一公里”是抗旱的软肋，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管理主体缺位、维护投入不足、经济效益不高。

7月22日，重青记者在石柱县新乐乡了解到：末级渠道长期以来一直都是集体所有，集体管理。自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就没有明确其具体的管理主体，形成了“政府想管不好管，农民自己想管管不了”的局面。

新乐乡党委书记余文金告诉重青记者：每年的这个时候，组织抗旱和处理涉水纠纷是基层干部最头疼的事情。

石柱县“末级渠道”占全县可通水渠系50%左右，大多修建于上世纪70年代，设计和建设标准低，工程建设先天不足，再加上后期管护不到位，渗水、漏水现象严重，农民灌溉用水量增加，提高了灌溉成本，使得灌溉的经济效益不明显，农民更没有管护的积极性，于是形成了恶性循环。

来自民进重庆市委的调查报告指出：近年来，国家和市里加大了对大中型水利骨干工程和干支渠的投入和维护，但忽略了末级渠道的投入。农村税费改革后，村社集体经济已名存实亡，也无力拿出资金来维护。作为直接受益者的农民，由于种的是自己的“责任田”，自己出钱出力维护好了末级渠道，其沿线的农民都要受益，觉得不划算，不愿出工出钱，对维护末级渠道也就没有积极性。

通水后的喜悦 陈碧生/摄

文/重青记者 梁学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