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通两代人最后100米

父母进城务工，留下孩子在农村老家，他们最希望的，是看到父母的笑脸。广州长期关注留守儿童权益保护的臧根林是一个科技公司的老总，也是华南理工大学硕士生导师，他在去年设计了一套“想妈妈”视频终端机，通过募捐赠送，终端机在很多地方安装运行，其中包括重庆。《光明日报》等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日前，中国下一代教育基金会专门成立了“想妈妈行动办公室”。这个公益活动是如何发起和开展的，本报独家约请项目设计人臧根林为读者撰写了一篇“关爱手记”。

留守儿童的“亲情饥渴”

2012年2月的一条新闻，让我流下了眼泪。在高速公路上，警察发现一名小女孩独自在行走，非常危险，就去拦住她，问她为什么独自在高速公路上行走。女孩说她想妈妈了，她妈妈是从这条路离开她的，所以她要沿着这条路去找妈妈。她是湖南邵阳县白仓镇的留守儿童小花，中午放学后，她突然想念远在他乡打工的父母，就背着书包独自上了高速公路。

中国的流动人口已经达到2.6亿，这使留守儿童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中国目前留守儿童已经达到5800万，他们长期和父母分离，有的几年见不到父母一次，造成严重的“亲情饥渴”，心理健康问题相当严重。据资料显示，留守儿童心理问题的检出率高达57.14%，且父母打工年限越长，孩子的心理问题越严重。据统计，大约14%的留守儿童已经三年以上没见到父母了。

我十多年来一直从事流动人口管理研究，对流动人口的相关问题也关注得比较多，于是就想用自己的一些资源为留守儿童出点力。

通过网络让他们团圆

互联网已经覆盖了中国的大部分地区，留守儿童上学的大部分学校已经接上了教育网，留守儿童的父母打工的工厂也基本上有了互联网，问题是这些网络资源和他们无缘。

互联网就在留守儿童和他们父母的身边，但这最后的100米却成了无法逾越的鸿沟。如果我们给互联网装上一把特殊的“梯子”，帮助他们使用互联网，那么他们就可以通过网络“团圆”了。

按照这个思路，我设计了“留守儿童想妈妈视频终端机”。这个终端机类似游戏场所的大头贴设备，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录制和观看视频。终端机的后台是“想妈妈网”，父母可以录制视频放在网站上让孩子看，孩子也可以录制视频给父母看。双方视频都使用手机号码作为密码。这个网站不仅仅可以观看视频，还有各地流动人口政策咨询、与留守儿童相关的新闻、“想妈妈”项目使用情况、慈善捐助人或单位名单等栏目。

我设计这个项目是针对家中没电脑但学校有电脑的留守儿童。有些人会问这样的产品和QQ视频有什么区别。首先，QQ视频要求双方在线，绝大部分农民工和留守儿童都不容易做到，但是“想妈妈”不要求同时在线；其次，QQ视频要求网络速度快，“想妈妈”不要求网络速度，山区小学网速再慢也不影响使用；最后，QQ视频不能保存，“想妈妈”可以保存，可以重复看，可以在全国各地多个地方同时看。

这个设备和网站开发成功后，目前已经在江西、湖南、贵州、重庆、四川等地安装试点运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我所知道的，如去年暑假期间，贵州某小学有7名留守儿童要过生日了，利用这个“想妈妈”终端这7名留守儿童和他们在外地打工的父母通过互联网办了一个生日晚会。还有广州番禺某制鞋厂安装了一台“想妈妈”终端后，女工妈妈们特别高兴，她们说以前最多就打打电话，现在可以和孩子相互看视频，一家人都很开心。

“想妈妈”行动办公室成立

目前，这个“想妈妈”项目正在逐步展开，项目也得到了各方面的关注和支持，广东民主建国会等组织给予了大力支持，中国下一代教育基金会专门成立了“想妈妈”行动办公室，配合推广这个项目。同时，“想妈妈”终端在技术上也不断创新，尽量和移动互联网紧密衔接，让留守儿童父母能通过各种方便的手段和孩子交流。

2013年1月，教育部等5个部委下发了《关于加强义务教育阶段农村留守儿童关爱和教育工作的意见》，提出要建立16周岁以下学龄留守儿童登记制度，要关注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缓解其孤独情绪，要通过建立家庭责任监督制度，督促父母定期回家探望。

如果在各地建立起留守儿童数据库，前端通过“想妈妈”终端采集留守儿童数据，同时后端和父母方的流动人口信息系统关联起来，不但让父母和孩子的沟通更顺畅，相关的政府部门管理水平也将得到提升。我们已经研发了这样的数据库。

通过互联网技术为留守儿童和父母建立一个沟通渠道，通过视频和语音技术手段，让留守儿童和在外地打工的父母能相互看到面容听到声音，让亲情和爱意得到一种传递，能有效缓解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让孩子们健康成长，让留守儿童家庭万家团圆，这正是中国梦的重要部分。

文/臧根林

冀中星们，记者的心债

7月21日,北京警方确认冀中星已被刑拘。20日傍晚6点24分,这名山东籍残障男子在北京首都机场T3航站楼B出口外引爆自制炸药,将自己的左手掌几乎炸烂。在财新网法制记者罗洁琪的采访手记中，她记述了在医院见到冀中星后的所思所想，以及在面对这些生无可恋者时的无奈。

做记者这些年，我见到了一些生无所恋者。冀中星，是其中一个。我和他同年，生于1979年。昨晚，读到他的故事和生辰，我内心有点异样的感觉。

2005年，我们都是26岁。他在广东东莞，深夜用摩托车拉客，勤恳谋生，为了以后娶老婆生孩子。我也在广东，但是已有爱情，并且为此和父母闹矛盾，任性地私奔到北京。

2005年之后，他的人生就被毁了，再也没办法结婚生子。对于他，悲剧，是命运；对我而言，那样的悲剧，只是我工作的内容。

21日凌晨，将近1点，我离开了北京积水潭医院，坐上出租车回家。

刚才，我看见冀中星躺在移动病床上，被推出手术室。警方已证实，是他在首都机场引爆炸药。

在等待他出手术室的时候，我以为他会大喊大叫。可是，他没有。他很平静地躺着，我看到他浓密的眉毛和瘦削的脸。

他刚做完左手腕的截肢手术。接诊他的医生说：“左手掌被炸烂了。”

他曾在博文自述，2005年6月28日凌晨，他在东莞用摩托车拉客，被治安队员殴打致瘫痪。后来，他维权无果，回到家乡，由年迈的父亲照顾。

首都机场爆炸事件发生后，一位我所尊敬的律师在网上发微博质问，当冀中星被殴打致瘫痪的时候，记者都跑哪里去了。现在，他在首都机场引爆了炸药，记者才蜂拥而至。

我抚心自问。如果冀中星当年找到我，我会报道他的故事吗？估计通过选题会的可能性很小，理由是没有足够的社会影响力。

厦门陈水总案件发生后，我采访了公安大学犯罪心理学专家武伯欣。他说，个人恐怖主义来自于生无所恋者。

“这部分人不是天生的罪犯，他们很多人是原来的工农。我们怎么能把这部分人抛弃呢？”

文/罗洁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