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县志

巫山康茂才碑身份考据

6月28日，一位叫蒋华的历史爱好者发表了一篇名为《大溪康茂才石碑来历初探》的文章，是其做的一个关于巫山县一块明代石刻碑的考据，推翻了《巫山县志》中关于此事的记载。

县志，是一个地方历史、地理、风俗、人物、文教、物产、气候等的全记录。这样一份记录如果有错，一代代的后人都将处在误会之中。巫山县第一轮修志时修订出的光绪《巫山县志》（1988年版）中记载康茂才死于重庆巫山县大溪口一事便有人提出质疑，但是目前的修志纠错程序是：新一轮修志会将前一轮修志时的错误刊出，也就是说，目前正在进行的第三轮修志将会对第二轮修志（也就是记录1985-2005年之间的方方面面的县志）中的错误进行刊登，而对更早的县志却无能为力。难道就让错一直错下去吗？

蒋华并不是故意要挑县志的错的，他仅仅是个历史爱好者，是个30多岁还报名当巫山博物馆志愿者的语文老师。10年前，他像往常一样在学校图书馆“逗留”，无意间发现了一本叫《巫山揽胜》的旧书，介绍了巫山著名景点及其历史故事。他根据直觉判断上面的记载有误，但上面引用的是《巫山县志》的资料。

今年4月，他开始提笔一步步证实自己的想法。

“县志上肯定写错了”

“明康茂才墓，在县西南九十里。官大将军，洪武初,领兵征明升，被流矢中伤，卒，葬于金沙滩，即今之大溪口也，碑石现存。”——光绪《巫山县志》卷三十·古迹志（1988年重印）。

蒋华是要证明这段话是错误的。

这段话讲的是明代康茂才在洪武初年征讨大夏国明升（明玉珍之子）途中，被矢石、箭炮等击中，死于今巫山县大溪口，并葬在此地，还剩一块碑。据此，大溪乡的当地人以及政府宣传人员都认为它是明代康茂才到大溪口战死以后，人民为他所立的碑。他们的依据就是光绪《巫山县志》（光绪年间李友梁编撰，后人修订出版）的这条记载。

但是几百年来，此地并未发现康茂才墓，倒是有一座“康公庙”，和一块刻着“皇明康茂才进兵处”8个楷书大字的一块碑——“明康茂才碑”（以下简称康碑）。由于康公庙现已不在，此康碑就被作为巫山历史文化胜景之一。

此碑位于巫山县大溪乡军营村长江北岸堰子崖南麓，呈青黛色，高2米，宽1.55米，厚0.6米，碑中央刻“皇明康茂才进兵处”8个楷书大字，碑缘有“大溪口”3字，字径20×30厘米（因为三峡大坝蓄水，该碑现已搬迁到大溪乡附近的康碑大院进行保护，今年又将搬迁到巫山县大溪乡文化长廊中）。

“康茂才根本就没有到过重庆，根本就没有踏上大溪口，更不要说死在这里了。所以县志上肯定写错了。”这是蒋华的观点。不仅县志上写错了，其他关于该文物的介绍资料也因为引用县志而写错，比如，他看到的《巫山揽胜》上不仅引用了县志里的内容，更是“描写”起了当年康茂才“兵屯大溪口”、“被伏兵乱箭射死”的情况。

“这简直就是自我发挥。”蒋华说。2010年，蒋华在重庆三峡博物馆购得的一本《明玉珍及其墓葬研究》进一步证实了自己的看法，理清了自己的思路。

今年4月底，蒋华决定提笔，他把这次考据写成一篇近3000字的文章——《大溪康茂才石碑来历初探》，这篇文章本来一直没有获得发表的机会，直到6月28日，一篇关于康碑搬迁至大溪文化长廊工程已完成一半的新闻发表，蒋华的这篇文章刚好能“配”在这篇新闻旁边，作为补充与普及。

“时间、地点、人物皆不吻合”

“康茂才死在重庆是根本不可能的。”蒋华翻开《明史·康茂才传》的复印件，指着其中一段念道：“茂才善抚绥，民立石颂德焉。（洪武）三年（1370年），复从大将军（徐达）征定西，取兴元。还军道卒。追封蕲国公，谥武康。”

从地点上来说，“定西在甘肃中部，兴元在今天的陕西汉中，他（康茂才）到了汉中之后就收兵回去了，“还军道卒”，就是死在了回去的路上。可见康茂才一直在北边，并没有进重庆”。时间上，根据蒋华查到的另一份资料《康茂才墓志》，康茂才死于洪武三年（1370年）八月初三。而根据《明史》卷60洪武四年正月丁亥条，以及蒋华所购的《明玉珍及其墓葬研究》，朱元璋派南北两路大军进攻四川是在洪武四年1371年）正月，到达大溪口（即巫山县大溪乡）的时间是同年闰三月。

“一个1370年就已经死了的人怎么可能参与1371年的征讨呢？”蒋华的这句话直指《巫山县志》。但是就算《巫山县志》中康茂才死于大溪口存疑，目前也并未发现康墓，但康碑确实发现于大溪乡。县志中“碑石现存”一句中的“碑石”到底是在说康墓的碑，还是说这块刻着“皇明康茂才进军处”的康碑？蒋华认为，这可能是写县志的人反推着写的，他先知道有康碑，并且知道关于康碑的民间传说，于是反推写出康茂才死于大溪乡。

“我想可能写这本县志的这位清代进士李友梁也没有看过《明史》，如果他看过就不会这么写了。”蒋华说，在《明玉珍及其墓葬研究》书中，详细记载了当年朱元璋派人征讨大夏国的情景：“当时有两路，一路由傅友德率兵从秦陇（今陕西、甘肃一带）由北入成都，一路由汤和率兵从东瞿塘峡入重庆，这一路就会到达大溪乡。但是这一路里面已经不可能有康茂才了。”

“人都没来过，何来碑？”

“但是到达大溪乡这路人中有个人与康茂才有关系，廖永忠，他是康茂才的亲女婿。”蒋华很自信地笑了笑，认为自己找到了康茂才与大溪乡的一点联系。

当然，他并不是说康茂才的女婿到达这里以后，为自己死去的老丈人立了这个碑。“我认为他（廖永忠）立碑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当时他们在瞿塘峡上岸受阻，遇上江水阻道几个月，挨了朱元璋一顿骂，我想他们上岸后是没有心情立碑的。”他在文章中写道：“从三月至六月一直受阻于暴涨的长江水以及瞿塘天险，面对夏军的顽抗和朱元璋的斥责，他们哪还有心情立碑。如果是平夏之后立碑记功，也只会写汤和等统兵将领的名字，不会写已经去世且根本没有参战的将领康茂才的名字。”

这样的推断看上去并无疑问，但目前并没有史料证明康碑究竟是谁、何时刻的。

蒋华在排除康碑乃明军到达大溪时所刻之后，一步大胆推测了康碑的来历。他认为首先民间传说的康茂才死于大溪是来自一本名为《皇明英烈传》（又名《英烈传》、《大明英烈传》等）的历史章回小说（这部小说第七十五回的确写道：次日起行，来到大溪，离瞿塘二十里屯驻。汤和随杨璟、汪兴祖、康茂才领游兵五千，探取虚实……茂才同兴祖飞兵赶来，谁想桥上的矢石、箭炮横冲过来，就如飞蝗骤雨一般，可惜茂才与兴祖两个英雄，俱被飞炮所中而死），刻碑者是看了这部小说或者听了这部小说的内容之后才以为康茂才来过大溪，于是想到在这里刻一块康茂才碑。

小说写于明代，作者冒充的是徐渭（嘉靖、万历年间人）和郭勋（嘉靖年间人）的名号，蒋华据此把康碑创作时间的上限定为嘉靖年间。

《明史》是在乾隆四年修撰完成，“如果刻碑者看过《明史》，他肯定不会这样写，因为《明史》上记载了康茂才去世的时间”，蒋华推断刻碑者应该不是在《明史》出来以后还这样写，因此他把康碑创作时间的下限定为乾隆四年。

当然，蒋华也承认以上推测有大胆假设的成分，难以得到证实。因为在洪武到嘉靖这段时间，康茂才到过大溪的故事或许已经在民间传播只是后来有好事者整理成了小说而已，也可能在乾隆四年之后依然有不读《明史》的人会信小说为真去刻这样一个碑。这样的上限与下限至今还无法确切判定。

县志办：我们无法修改古县志

尽管蒋华没有找出康碑确切的年代和刻碑者，但他至少考究得出县志上记载的一些存疑的问题，但要想改变县志是“很难”的。

7月4日，记者来到巫山县地方志办公室（以下简称“县志办”）询问县志的修改程序问题，两位工作人员解释道：目前修县志的程序是20年一修，每次修志都修这前20年的事情，同时伴随着一个对上一轮修志的纠错栏目。以巫山县志为例，他们正在修订的最新县志是第三轮修志，将会有一个纠错栏目是针对第二轮县志（也就是记录1985-2005年之间的方方面面的县志）进行纠错，但对于第一轮修志出版的光绪《巫山县志》（1988年重印）中的错误不会进行排查。

“那第二轮修志出版的县志中是否有光绪县志的纠错呢？”

“上一轮没有，现在正在进行的第三轮修志有这个篇目。”县志办一位工作人员如是说。

“那如果发现光绪县志的错误，怎么启动纠错程序呢？”

“很难。”另一位工作人员说。

他们说，他们不可能每一次修志都把前面所有的修一遍，只能修刚过去的20年的县志。

“遇到这种情况，我想我们能与他（蒋华）进行一个交流，试图探讨一下到底我们是正确的还是他是正确的。如果他是正确的，我们可以请他与相关专家探讨，并将最终结果作为学术研究成果发表出来。但老版本的县志，是当年的一套班子的研究成果，是历史著作，是不可能再改了。”县志办谢主任解释道，“当然为了把这个史实传承下去，我们只能在后来的县志记录中，在涉及到相关篇目时记录一条新的发现或者研究成果。

“比如出第四本第五本县志的时候，我们可以更正关于此事的新东西，或者当我们写到它的时候，再写。没写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但我们县志是每20年一修，主要是修过去20年的事，写过的就不一定会涉及到。而作为学术资料，可能会进入大溪地方的资料。”县志办：我们无法修改古县志蒋华并不是故意要挑县志的错的，他仅仅是个历史爱好者，是个30多岁还报名当巫山博物馆志愿者的语文老师。10年前，他像往常一样在学校图书馆“逗留”，无意间发现了一本叫《巫山揽胜》的旧书，介绍了巫山著名景点及其历史故事。他根据直觉判断上面的记载有误，但上面引用的是《巫山县志》的资料。

文/图 重青记者 席郁兰

康碑推论1

蒋华：康王菩萨信仰者刻之

（一）刻石者是心怀故国、寄托反清复明之理想的民间文人。理由如下：

清王朝作为异族入主中原，民间一直有反抗的势力存在。巫山地处渝鄂交界，清朝初年就是“夔东十三家”抗清根据地所在地，一直到康熙三年（1664年）才被最后剿灭，历时近20年。之后不到10年，康熙十二年（1673年）吴三桂叛清，也就是历史上的“三藩之乱”，历时8年，期间巫山及周边地域被吴军占领数年之久。其后，清嘉庆元年(1796年)至九年(1804年)，湖北、四川、陕西三省爆发以白莲教为组织形式的农民起义，巫山也是起义军主要活动区域。因此，民间文人借康茂才之名，大书“皇明”国号以示不忘故国，如果清廷追究下来也好搪塞推脱。

（二）刻石者是民间康王菩萨的信仰者。

康茂才生前不但骁勇善战，还颇有治民之才。朱元璋曾封康茂才为治水的河务同知，分管清匪、巡捕、农耕、水利、牧马等，在治水方面他政绩尤为突出。而江南由于地理位置经常遭受水患，农田被淹，康茂才的治水才能与此地百姓祸福荣辱密切相关，备受崇奉。他死后百姓对其怀念不已，于是为其建祠立庙，随着历史变迁，他由人向神过渡，已逐渐衍为解厄赐福、驱邪魔、保平安、助功利、降吉祥等多种功能的保护神，故成为江南民间诸神中最受群众欢迎的俗神之一，至今兴盛不衰。

如今在珠海、澳门、中山、广州番禺等地，都有祭拜康公的神庙。康公是粤地较为兴盛的地方民间信仰神灵。康王崇拜中，分正统化与地方化，前者的康王是指赵构，后者就多样了，其中就有康茂才，譬如广东番禺一带“三马会”中的康公就是指康茂才。随着清初湖广填四川，广东的俗神崇拜传到巫山也不奇怪了。巫山乃至整个峡江流域，民间都流行有祭祀康王菩萨的传统，或许就是受此影响。大溪口原有的“康公庙”，恰好说明了这一点。

其次，康茂才虽然没有参加平夏之役，但他女婿德庆侯廖永忠是明军东路军主要将领，而且期间立下了赫赫战功，被朱元璋《平蜀文》赞扬其“傅一廖二”，即他在平夏之役中战功仅此于北路军的傅友德，在东路军中战功居第一，超过了东路军主帅中山侯汤和。日久天长，人们或许就以讹传讹，把康茂才女婿廖永忠传成了康茂才。

大溪康茂才石碑 向永蓉/摄

康碑推论2

当地人：杨璟刻之

大溪乡已退休冉乡长，近年正在从事大溪乡地方历史文化资料收集与整理，他描述道：

明康茂才碑是大溪唯一的明代地面文物，2002年天干长江水位下降时露出水面，当时的乡长去查看过，后来三峡大坝蓄水将其搬迁。根据我对历史资料和民间传说的总结，我认为，这块碑是明代的，是杨璟刻的。

洪武四年正月，汤和一路军率廖永忠等人从瞿塘峡入重庆，康茂才是廖永忠部的先锋，当他到达大溪时因面临铁索，无法前进，一直困到三月，北路已经攻下，东路却没有进展，朱元璋下了死命令。康茂才等人从贵州步行探路，走到一个峡口，康问向导这是什么地方，向导说：“母猪槽”，军师一听“母猪”与“康（糠）”相克，遂改名为“长风峡”，结果发现“长风”也与“康（糠）”相克，再改为“左家槽”，就在这个桃子山里，康茂才中了大夏国军队的埋伏，被石头、滚木砸断了头。由于朱元璋很喜欢康茂才，于是赐给了他一个金头。把他埋葬在六金坡（音），用了48架丧送葬。

康茂才死后，杨璟为纪念他刻了此碑，并修建了康公庙。清朝有董姓人家，建药房时挖出来了一个骷髅头，人们以讹传讹变成了“挖到的是金头”，这蕫姓人家每年都会遭到盗墓者的绑架威胁，要求交出金头，不交就用金银换，直到绑架某一代儿子时，家中已经无钱可交，无人赎他，最终被烧死在康公庙。

在康公庙的墙背后，还发现了一口吊棺，但当2005年，我们真正走进去看那口棺材的时候，里面已经被盗墓者掏空。所以无法证明那口棺材是康茂才的，但是我说的这些一部分是与历史记载相符合的，一部分是我们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以前在清末的一份杂志《瞿塘周刊》上刊登过的，只是现在已经一页都找不到了。（他所说与历史记载相符的部分，与《大明英烈传》有更多相似性。——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