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元拍出的纪录片上了央视

2011年2月2日，农历腊月三十。年仅5岁的邓继飞站在家门口仰望着下雪的天空，在得知春节父亲不回来看他和姐姐后，邓继飞哭喊着伸出满是冻疮的手，捶打着7岁的姐姐邓婷婷。

这时候，邓婷婷转过身面对着一块木质墙板，她一只手握拳按住墙板，另一只手被自己紧咬着，颤抖着嘴唇没有发出任何声音。除夕夜，邓继飞和邓婷婷放着烟花。姐姐问弟弟：“妈妈会回来吗？”弟弟说：“不来了。”一段26分51秒的名为《姐弟》的故事，由此划上句号。

然而，故事并没有结束。这段26分51秒的故事，被剪辑成23分30秒，在2013年“六·一”期间登上中央电视台纪录片频道，《姐弟》成为首个在央视纪录片频道播出的重庆区级电视台自制纪录片。

一次志愿行动意外发现选题

2010年10月，万州广播电视台社教中心编导易娟和志愿者一起，来到了梁平县龙江小学献爱心并拍摄新闻。据万州广播电视台社教中心编导何贤德介绍，就读于该小学的孩子多半是留守儿童。“龙江村地处渝东地区，海拔达1000多米，远离城市。听村里的老人讲，龙江村共有126户人，目前在家的仅有42人，几乎都是老人和小孩，这里成了聚集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的‘孤独之村’。”何贤德如是说。

易娟先坐汽车赶到梁平县，再转坐了5个多小时的“摩的”终于到达了龙江村。易娟带着台里的设备，开始拍摄一组志愿者爱心区县行的新闻片。易娟第一次在龙江小学拿出台里的索尼930摄影机时，龙江小学里的孩子们看傻了眼，五六个系着红领巾的小学生围观着这台价值20多万元的设备。他们瞪大了眼睛，指了指设备，口中不约而同地念着“照相机，这个是照相机”。

原来龙江村比易娟想象中更为贫穷，孩子们竟不曾见过摄像机和照相机，甚至还分不清。在这些生活并不富裕的留守儿童中，一对留守姐弟引起了易娟的关注。姐姐叫邓婷婷，当时7岁，正上小学2年级；弟弟叫邓继飞，当时5岁，还没有读书。

2007年，这对姐弟的母亲因家庭贫困，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邓婷婷和邓继飞的父亲是长途货车司机，常年在外务工。母亲的出走，造成母亲家里亲戚对两姐弟的不接纳，父亲家中已无亲人，加之父亲在村里名声不佳，邓家两姐弟，变成了无人照料的留守儿童。

“虽然我见过不少留守儿童，但是绝大多数的留守儿童是由家中老人或其他亲戚照顾的。像邓家姐弟这种无人照看的留守儿童，我还是第一次遇到，所以新闻录制完后，我就把他们俩作为纪录片拍摄的选题报上去了。”易娟如是解释。

2010年10月的一个下午，易娟在万州广播电视台13楼的办公室里，提出了自己的选题。台里的领导对这个有些担心，“作为一个区县级地方台，去拍摄万州以外的题材，似乎有些不妥。但后来想到这个题材的确不错，而且当时的梁平电视台还不具备拍摄纪录片的条件，加上同属渝东地区，经过一番讨论，我们当天就一致通过了这个选题。”万州广播电视台社教中心副主任谢国勇介绍。

万州广播电视台副台长余少鹏表示，选题通过后，台里增派何贤德编导与易娟共同奔赴梁平，完成《姐弟》的拍摄任务。

2011年大年初一邓家姐弟在家中合影

成为朋友才能顺利完成拍摄

何贤德与易娟接到任务后，于2010年11月，前往梁平县龙江村。此次任务，他们进行了分工，由经验更为丰富且是男性的何贤德负责摄影工作，而由当时刚毕业4个多月的易娟负责后勤。此次拍摄《姐弟》使用的仍是易娟上次来带的那台摄像机，村里没有宾馆和招待所，单位给他们发了两个睡袋。

何贤德与易娟刚到龙江村，一边投入到纪录片拍摄中，一边与两姐弟成为了朋友。“纪录片追求的是真实，只有跟拍摄对象成为朋友，对方放下心里戒备，才会在镜头面前表现出最真实的一面，才能拍出更具感染力的作品。”谢国勇补充说。

来到龙江村的第一天，何贤德与易娟开始记录着邓家两姐弟的生活的点点滴滴。上学、读书、放学……

邓继飞蹲下捡起掉在地上的零食纪录片《姐弟》截图

何贤德在后来的工作汇报中写到：“这是来到小山村的第一个夜晚，也注定是一个不眠之夜。这个家，仅仅有一张床，我们能住到哪呢？来前，虽然我们有准备，单位也特别为我们这次采访行动配备了两个睡袋，但这个家里根本没有可放睡袋的地方。照顾好姐弟睡觉后，我们才仔细地观察这个家，决定就在灶台前稍有点空间的地方，先铺上稻草，再放上我们自带的睡袋，这就是我们接下来的日子，可以睡觉的地方——一个只能蔽雨却不能遮风的地方。”

易娟说，接下来的几天，生活似乎更是充满戏剧化。自从何贤德与易娟来到邓婷婷和邓继飞家中，每天早上，从不吃早饭的姐弟俩，开始了有规律的生活，在学校小卖部，和两位编导一起吃早饭，大家渐渐地成了朋友。中午，小姐弟俩可以享受到学校免费提供的午饭，何贤德与易娟被龙江小学的老师邀请一起过集体生活。

到了晚上，两位编导帮着姐弟俩做饭。何贤德表示，“说实话，我们的生存能力还真不如小姐弟俩。姐弟家里，只有米和柴，连油都没有，更别谈调味品。开始，我们自带的食品勉强维持了几天，到后来我们不得不就近想办法了”。

姐弟俩每次放学回家，何贤德和易娟总是想办法在路上找农民买点蔬菜，一起改善生活。从没在柴灶上煮过饭的何贤德和易娟，刚开始在姐弟家做饭时，不是把饭煮糊了，就是炒大白菜没放盐。“我们还喜剧性的称我们煮的是‘黑白饭’、‘水煮白菜’……但姐弟俩依然吃得津津有味，我们也是饥不择食。”易娟补充说。

在和姐弟俩同吃同住的“共患难”中，他们很快成为了朋友。耗时一个多月，《姐弟》的拍摄工作完成了，何贤德和易娟离开了龙江村。回到万州电视台，经过为期一个多月的后期制作，2012年3月，一段26分51秒的纪录片终于完成了，它的名字叫《姐弟》。

参加比赛偶然获得央视认可

2012年7月27日至29日，2012中国（青海）世界山地纪录片节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举行。万州广播电视台工作人员带着《姐弟》、《高山上的村小》、《扁担》等5部作品参加该纪录片节。2012年7月28日举行了颁奖礼，万州广播电视台选送的纪录片《姐弟》获得社会类纪录片评委特别奖，同时，该片还入围社会类纪录片最佳摄影提名奖。

也正是在这时候，一同参加山地纪录片节的中央电视台纪录片频道副总监周艳看到了这一组作品。

周艳在评审发言时表示：“特别要提出来的是，中国一些县市级电视台送评的纪录片令人惊喜。重庆市万州区广播电视台有5部作品参加本届山地纪录片社会类评奖，创作者立足本地，选择了一系列社会弱势群体为关注对象，深入生活跟踪拍摄，用平和的视角、温暖的情感、富于感染力的画面、张弛有度的叙事节奏，讲述了一段段令人印象深刻的故事。这一现象，体现了中国纪录片工作者的职业坚守和专业素养。简称为中国纪录片界的‘万州现象’”。

很快，周艳就委托中央电视台纪录片频道制片人张旭与万州电视台取得联系。“接到上级领导通知后，我们通过山地纪录片节的组委会找到了万州广播电视台的联系方式，很快就与对方取得了联系，对方也很快就给我们寄来了录制好的节目光盘。”张旭如是说。

2012年9月底，中央电视台纪录片频道编辑李炜与何贤德取得首次联系，央视正式发出书面通知，通过赠予的形式播出《姐弟》、《暖冬》两组纪录片。2012年10月，何贤德通过汇通快递将制作后的节目光盘寄往北京。

随后，中央电视台纪录片频道项目运营处向万州广播电视台寄送了合同书和纪录片的技术规范标准。何贤德和易娟按照央视规范上的23分30秒的时长和字幕等要求，对原片进行了再度后期制作，两周后，央视播出版的《姐弟》完成了。

修改版的光盘再次寄到北京，双方很快便签订合作协议。2013年4月底，《姐弟》的播出时间敲定。由于题材涉及留守儿童及档期关系，《姐弟》被安排于2013年6月1日至6月3日滚动播出，万州广播电视台纪录片登上中央电视台纪录片频道，成为第一个重庆区县级能在该频道播出节目的制作单位。

张旭认为，“其实《姐弟》这次能被中央电视台选中，完全是一次偶然。地方台的纪录片上央视途径有很多，但是由于宣传力度的问题，有很多好的作品，央视未必都能及时发现。无论是什么级别的电视台，央视都不会拒绝好的作品”。

播出三天接到上百人次电话

“拍摄《姐弟》时，完全没有想过这部片子能被央视选中。”谢国勇坦承。2013年6月1日至6月3日，万州广播电视台客户信息中心迎来了数个“不眠夜”。

潘海琳是万州电视台客户信息中心的负责人，自从《姐弟》在央视播出后，观众热线一直响个不停，潘海琳一边接听来自全国观众的电话，一边登记着信息。潘海琳介绍，“粗略统计，《姐弟》在央视播出的三天中，观众直接打来电话有一百多人次、QQ联系近百人次”。

在儿童节节目播出当晚，何贤德、易娟一直与电视观众互动交流，直到次日凌晨三点，观众仍在咨询深山里的姐弟俩更详细的情况。

谢国勇说，“安徽淮南某电视观众几番辗转联系到节目编导，表示要接纪录片《姐弟》主人公一家人到他所在的城市，让孩子到城里上学，孩子父母就在他的企业上班，让一家人团聚，孩子健康成长”。

余少鹏表示，到现在为止，仍有不少人前来咨询或者直接寄物资过来，希望能帮助到两姐弟。“一位来自北京的热心观众，原本打算在二环买房。但看了央视播出的《姐弟》后，打算把房子买在五环，剩出来的差额拿来帮助姐弟俩。这样的感人故事举不胜举，我们也备受鼓舞，更加坚定了拍摄纪录片的决心。”余少鹏补充。

2013年6月3日18：00，中央电视台纪录片频道编辑，李炜发布了这样一条微博：刚看了一个纪录片《姐弟》，我想孩子了。

如此大的社会反响，在万州广播电视台还是第一次。何贤德说，“正是因为这次契机，使大家看到了中央级媒体的宣传面，接下来台里会进一步与央视洽谈合作计划，整合各自的资源优势。台里目前还没有高清摄影机，央视也对我们提出了建议，我们会买进高清设备，弥补硬件设施的不足”。

张旭指出，“中央电视台纪录片频道审片组收到《姐弟》时，编审内部还是存在一定争议。一是因为片子的影像质量不高；二是片子过于真实怕引起社会不满。但经过我们讨论，这是一部深入生活内部，看得出这是幕后工作人员付出了很多心血才换来的好作品。并且，两姐弟在苦难面前，并没有选择消极面对，而是坚强乐观地互相扶持，所以我们并没有太大争议就通过了这部片子。”

一部纪录片耗资仅一千余元

何贤德原是一名中医，2003年5月，通过公开的社会招聘，考入万州广播电视台。“没有人会想到，何贤德能从一名中医，成功转型为纪录片编导，并且还是现在台里社教中心的‘顶梁柱’。何贤德来了10年，正好台里坚持开设纪录片栏目也有10年了。”余少鹏感慨道。

尽管为台里获得了不少荣誉，但鲜为人知的是，《姐弟》、《暖冬》两部纪录片的制作成本一共3000余元，主要用于工作人员交通和吃饭问题，平均算下来，一部纪录片开销仅1000余元。

易娟表示，“我们每次去，都要给两姐弟带一些吃的和用的，钱基本上都花在这些方面。首先，台里条件有限，不可能给我们提供很多物资；其次，我们拍摄的地方是很贫穷的山村，就算有钱也没有地方消费。所以两部纪录片只花了3000多元，这已经算台里的‘大制作’了”。

虽然只是地方小台，不能拿出大手笔的“鸿篇巨制”，但诸如《姐弟》这样的作品，一样能带来很好的口碑和影响力，这当中离不开幕后工作人员的坚持和付出。谢国勇补充，“这当中的辛苦，不是谁都愿意付出的。易娟为了帮助两姐弟，大冬天手长了冻疮还帮他们洗衣服。何贤德帮助两姐弟修电线、修电视接收器，就为了让他们俩能看春晚”。

余少鹏认为，《姐弟》之所以能被央视选中，并非偶然，这当中离不开台里对纪录片十年来的坚持。“很多台不愿意耗费精力和财力去拍纪录片，因为纪录片是个不赚钱的栏目。但是我们愿意，因为地方台没有庞大的财力，但是我们能拍出更加接地气的‘小品’，去和那些大制作的纪录片形成互补。观众需要各种各样的作品，当然也包括《姐弟》这样的小成本作品。”

于是，这两部共花3000多元完成的纪录片，成为央视纪录片频道的播出节目。张旭认为，央视之所以选中《姐弟》，是因为“组委会看中它们有纪录片的气质，通过对生活观察的视角，以一种平视的姿势完成了整个纪录片。好的纪录片一定是一个好故事，《姐弟》就是一个好故事，虽然当中也有粗糙的地方”。

文/重青记者 李诗洋 图/万州广播电视台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