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公共安全机制 疏通民意才是关键
在高考的第一天,在厦门却出现了这样的惨剧。一辆公交车在行驶过程中突然起火,共造成47人死亡、34人因伤住院。在第一时间内,经有关专家会同当地公安机关现场勘查,厦门市政府新闻办权威发布,7 日发生在福建省厦门市的公交车纵火致多人死伤案件告破。59 岁的犯罪嫌疑人陈水总被当场烧死。警方在其家中查获遗书,证实陈水总因自感生活不如意,悲观厌世,而泄愤纵火。
不禁让人想起2009 年的成都公交车燃烧案,最后查明是62 岁的无业人员张云良故意纵火所致,另外26 条无辜生命随着张云良一起逝去。显然,从事件性质上讲,两起纵火案有相似性。
近期的一系列事件,总是让很多无辜生命伤亡,而在这些具有报复社会性的行为下隐藏着的是人心理的变化。无论是国外对中小学生的枪击案,还是国内航班的“诈”弹频袭,我们看到的都是犯罪嫌疑人对待社会、对待现实环境的不满。这种不满情绪没有得到正当发泄,转而带给社会的是更悲惨的悲剧。
从过去的一系列事件看出,这些犯罪嫌疑人背后都有过一段与社会现实“博弈”的历史,对于生活的种种不满希望转移到上访、申诉等渠道,或许由于种种原因,并未能得到他们想要的答案。说白了,心中的积怨没有化解。积怨慢慢加深,最终导致的是对社会的仇恨。
所以,这些人开始拿无辜的公众作为泄愤的对象,在公共场所、公共地带实施报复行为。这种报复社会心理的可怕在于,一般意义上的报复对象由确定转变成不确定,整个社会都可能成为他们作案的对象。这就将所有无辜的群众,潜在地纳入到他们的报复范畴。只要出现在他们认为合适的时间地点,生命就可能白白流逝。
这时候我们反思,也许这些积怨源于一些小事,或许因为与机关服务人员发生口角未能得到句“对不起”,或许只是因为看到了人性的冷漠没有得到应有的利益。每一个有报复社会心理的人,都有其个人的特定原因。从单个人来说,也许与不公平、不公正不太相关,可能只是其个人的心理问题。但从整个社会来说,这样的人多了,这样的心理多了,再退一步说,那种焦躁、暴戾的情绪多了,却是社会的事。他们或许受到不公正对待,或许向上的机会被他人夺去,或许面临事业或人生的失败。我们当然要谴责他们的这种极端行为,但我们又必须正视这种心理产生背后的社会矛盾和问题。
作为中国人更应该了解中国文化,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李冰父子在修都江堰时,就采取疏导的措施,夏禹治水更是开此先河,早就用过这样的方法,如今又为何不应该如此?不要因为有特别案件,或者事件比较“敏感”,就采取堵的手段。洪流不能堵,民意也是这样。如果堵只能造成更大洪流的泛滥,最终取得相反的效果。
所以,对于政府部门来说,未必了解这些极端群体的即时状态,但却有从根本上消除其负面情绪和极端心理的责任。从秉公用权行事,到建树公平正义理念;从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案件中都感受到公正,到关心弱势群体利益,再到给每一个人以梦想的未来,构筑了这样的大环境土壤,产生负面情绪和极端心理的根基就会贫瘠。
不仅如此,在目前这个充满浮躁气息的社会,我们需要重视民意的这些负面情绪。现实中的不满与暴戾,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真正地失去了一颗正确看待社会的心,缺少了乐观、积极向上的上进心,缺少了社会给予的关爱。尽管这种心态原因多种,但是疏通情绪这一步必不可少,给民众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给予民众一个良好积极的心态才是社会的基底!
百姓希望看到正义,更希望能得到有关部门的认可,这是遵从民意,也是让正义得到伸张,这既符合道理,又达到了国家的治理目标!
对民意而言,应该去疏导,而不是堵,这样使民众与政府的目标一致,不产生内耗,使能量相互抵消。如果采取堵的措施,这样对国家和民众都不利,从而也不利于国家的发展。
凡是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应该希望国家繁荣昌盛,这与“中国梦”并不矛盾,无数真正有良心的中国人都希望有实现“中国梦”的一天!
(本报评论员王玉林)
“你砸医院招牌 医院砸你饭碗”
“疯子”医生内部揭短被免职
无须讳言兰越峰的性格缺陷,这也就可以理解她为什么能在医院的走廊里坐了四百余天。但同样不能回避兰越峰所举报的问题:用震后捐款以高出市场价近50% 的价格购买已经停产的过时医疗设备。如何善待病人?如何善待善款?也许可以从一个被医院领导赶到走廊里“办公”的“疯子”身上寻找答案。
50岁的超声科前主任兰越峰在绵阳市人民医院走廊的椅子上已经坐了一年零两个月。一个被医院公认为超声科能力最强、水平最高的医生,为何会“沦落”到这一步呢?
被投诉是“陷阱”
根据绵阳市人民医院出具的一份“病人意见反馈整改通知”,兰越峰被处理的直接原因来自病人投诉:2012 年2 月24 日,一个叫陈清霞的乳腺病人到医院做彩超复查,遭到兰越峰拒绝。
然而,医院一位知情者告诉记者,陈清霞的这起投诉完全是“人为制造”的。陈清霞当天确实曾有投诉,但投诉对象并非兰越峰。
记者特意联系陈清霞核实此事。陈清霞明确说兰没有推托过她,她也没有针对兰越峰投诉。
三天之后,院方再次接到“导医护士报告”,称兰越峰推诿了多个病人。根据上述几起推诿病人事件,绵阳市人民医院院长王彦铭向其上级管理机关报告,决定停止兰越峰的超声科医生工作,要求其“待岗学习”。
兰越峰自然不承认自己“推诿病人”,当然也就“拒不服从待岗”。于是院方又以“拒不服从待岗”决定为由视其为“旷工”,继而打算再以“旷工”为由除名。
不过,医院就此事向区卫生局和人事局请示,均未获准许。
绵阳市人民医院为什么要凭几次可疑的患者投诉,对兰越峰施以如此重罚?
医院的“绊脚石”
2009 年5 月中旬,兰越峰在给一位53 岁住院病人会诊时,发现临床医生已给这位病人开好了手术单。医生打算为其做两个手术:下肢血管手术及安装心脏起搏器。做超声检查不过是“补充”一下程序。
作为辅检科室,超声检查意见对手术至关重要。如果检查结果说没问题,临床医生将面临尴尬。
兰越峰说,在此之前,“ 为了医院发展”,她曾多次突破医德底线,配合临床科室做手术“创收”。“良知一直备受煎熬。”兰越峰为此曾找过医院领导反映,认为医院不能为赚钱违反诊疗规范坑害病人。对方则反问她:“你吃啥?”并提醒兰越峰“别得罪人”。
久而久之,兰越峰也不再“多嘴”。而这一次,她认为“过分”了。“下肢静脉其实没问题,心脏也没问题。”兰越峰说,“我很想再找个其他问题,但实在是没问题。”几经犹豫之后,兰越峰决定,将检查结果如实告知临床科室。
最后,这位在手术床上躺了一个小时的病人,未做手术即出院。
据医院多名内部人士透露,兰越峰和临床科室的这一次冲突,不是孤例。“过度医疗”是医院收入的重要构成,而兰越峰和她领导的超声科,一次次坏别人的事,成为医院发展的“绊脚石”。
质疑设备采购得罪领导
2008 年汶川地震之后,绵阳市人民医院获得了数千万元的灾后援建捐款。其中,一笔来自澳门政府的900 万元捐款,被用以购买医疗设备。
在医疗机构采购大型设备程序中,医院科室负责人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设备考察论证报告的技术参数通常由其完成,而技术参数又直接决定设备的性能和价格。作为绵阳市超声技术专家之一,兰越峰经常参加招标的“打分”。但在接到考察通知约两周之后,兰又接到那位院领导的通知,告诉她情况有变,让她不要再管。
2010 年3 月,超声科的新设备到位,财务人员拿了三张发票让兰越峰签字。兰越峰回忆:“我签了一张之后,才注意到发票价格一栏是空白的,就让其拿回去。以前从来没有这样的事。”
几天之后,填上价格的发票又拿回来。兰越峰注意到,三台设备包括一台价格235 万元的进口voluson730expert 彩超机(以下简称730 彩超)和单价30 万元的两台B 超机。
兰越峰后来看到了那台彩超机。按她的说法,这是一个“仓库老款”,她早在五年前就接触过同款设备的经销商,当时咨询的价格是 160 万元左右。
记者从多位行业内部人士处了解到,volu -son 730 是GE彩超设备中“最低端的”,如今已经停产。即使是配置齐全,卖到医院的价格也不过一百五六十万元。
由于对这批设备有疑问,兰越峰后来拒绝在出库单上签字。
对于兰越峰反映的彩超采购问题,人民医院纪委书记李永平不以为然。他明确说彩超购置过程中不存在腐败。
“就算是设备买贵了,市场经济环境下也很正常。”李永平告诉记者。
超声科被拆分
新的彩超设备被院方指定由一名医生专用。该医生人在超声科,但不由超声科主任兰越峰管理,而是由医院门诊办公室管理。
2010 年6 月13 日早晨,兰越峰看见有人在搬机器,旁边还有保安。此前两天,人民医院召开院务会,决定将超声科一分为二,变为超声科门诊B 超室和妇产科B 超室,其中新进的彩超设备归到后者。
看到自己科室的设备被搬走,兰越峰在向院长及卫生局求助无果后,身着工作服跑到楼下大厅跪下,“ 向围观病人及家属散布有损医院声誉及形象的言行”。此外,她还在多张超声报告单上写下“绵阳市人民医院是最差医院”字样。而这些均被院方及时取证。后来有关部门调查时,这些也成为对兰越峰不利的主要证据。
在这些“不理智举动”之后,“兰疯子”的说法也开始不胫而走。而人民医院也抓住机会,让工会、党办组织各科室讨论“兰越峰事件”,并写下体会。
“兰越峰砸医院的牌子,医院就应砸她的饭碗。”汇总意见的第一条这样写道。
举报未果被免职
在变成“兰疯子”之后,她一边向卫生局举报医院若干腐败问题,另一边利用各种公开场合“声讨”院长王彦铭。
2010 年12 月15 日,涪城区卫生局在人民医院召开大会。涪城区卫生局纪委书记王洪川在会上宣读了长达17 页的调查报告,对兰越峰反映的所有问题均一一驳回,认为人民医院“新一届领导班子各项工作开展得卓有成效”。
调查报告宣读之后,医院根据涪城区卫生局的建议,当场对超声科主任进行“公推直选”,超声科另一位医生当选科主任。兰越峰仅获四票,被免去职务。据几名医院内部人士透露,“ 公推直选”科主任在人民医院从未有过先例,是兰越峰的“特殊待遇”。之所以念完材料后投票选举,目的是“先搞臭,再搞下”。
但就在半个多月后,绵阳市人民医院爆出丑闻。据《新京报》报道,为了争取香港的一笔1200 万元的灾后援建资金,人民医院不惜将该院正常使用的一栋家属楼违规拆除。
待岗坐走廊一年
在被免职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兰越峰事件”在人民医院一度波澜不惊。但2011 年4 月,兰越峰又突然被医院任命为新成立的医技办主任,这是一个闲职,但收入却不低。2012 年2 月7 日,人民医院又口头宣布免去兰越峰医技办主任职务,重新任命其为超声科主任。但未下发文件。
据李永平解释,医院之所以重新任用兰越峰,是由于兰不断上访告状,迫于上级机关压力,医院只能“忍辱负重”。
然而,在兰越峰重新被任命为超声科主任之后不久,事情便急转直下。人民医院再度对兰越峰“出手”。2012 年2 月18 日,人民医院召开院务会,以兰越峰拒不接受聘任为由,取消此前对其超声科主任的任命。2 月28 日,人民医院召开门诊大会,宣布对兰越峰处以“待岗学习”的处罚。
在人民医院一位内部人士看来,兰越峰一旦被威慑离开医院,就会被以旷工名义除名。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兰越峰竟然在走廊上一坐就是一年多。
涪城区卫生局纪委书记王洪川承认,兰越峰通过“坐走廊”给人民医院出了一道难题。“ 不在医院说她旷工可以,说她不上班她又在医院里。”
人民医院一份内部会议记录表明,对兰越峰的上述处理由院长王彦铭主导。会上,王嘱咐下属“(处理兰越峰)不能怕困难,不能逃避责任”。
在此前后,绵阳市相关部门先后就兰越峰事件进行调查,均认可涪城区卫生局前期调查报告内容。
兰越峰于是惟有继续“坐走廊”。她自己也不知道要坐到什么时候。也许是退休。
特约撰稿柴会群
红卫兵 登广告致歉
一名当年的红卫兵近日在《炎黄春秋》第6 期杂志刊发“郑重道歉”广告,就自己在“文革”中因参与批斗、抄家对他人造成的伤害与困扰致歉。
这位名叫刘伯勤的长者,“文革”初期为山东济南一中的初二学生,家住山东省政协大院。他在道歉广告里写道:“ 时因年幼无知,受人蛊惑,又个性愚顽,善恶不辨,参与批斗学校师长毕德质老师、李昌义主任、胡熹和老师、朱琳副校长等; 到同班张念泉同学、韩桂英同学家中抄家; 在宿舍院内对周志俊先生、宋文田先生、杜大中先生等家庭进行过骚扰,对他们及其亲属造成极大伤害。”他表示,“垂老之年沉痛反思……特向以上师长、同学、先生以及其他受我伤害过的师长、同学、先生并家长诚恳道歉!冀恕前愆。”
短短226 字的道歉广告,因被网友@ 卫庄在6 月7 日16 时许拍照上传至个人微博上,引发了其他网友的关注和议论。
6 月8 日13 时许,“ @ 炎黄春秋编辑部”在其认证微博上发布公告,证实了这条道歉广告是刊登在该杂志今年第6 期第83 页。此外还发布了一条长微博,公布了刘伯勤于登广告前给该杂志先后发去的两封邮件的摘要内容,以补充其在道歉广告篇幅外所表达的心境和诚意。
从这条长微博的内容看,尽管距离“文革”发生已经40 多年,但刘伯勤对“当年过错时时萦绕心怀,不得安宁”。刘伯勤在和《炎黄春秋》的邮件交流中表达了自己的考虑:“ 一、‘文革’初我们造的这些孽,对不起人家,压在心里是沉重负担。二、虽说要彻底否定‘文革’,但没有对‘文革’受害者道歉,是一极大欠缺,不足以平复受害者心情。……我代替不了别人,要把自己的错误说出来,道歉,争取取得人家或家属谅解。三、实话说我也接触过一些与我同样经历的人,先参与迫害别人,后来自己或父母也受到迫害,‘文革’后不提迫害别人的事,只说自己受了什么罪,我以为这是不对的,是不道德的。”
为何选择刊登广告的形式道歉?刘伯勤在给《炎黄春秋》发去的邮件里写道:“ 自‘文革’后期以来,已当面向其中部分当事人道了歉,承蒙他们宽宏大量,获得了谅解。但还有一些先生、老师、同学因年岁久远无法联系(有些甚至已经过世),无法当面道歉……有的人在‘文革’中向因自己的原因被迫害的人道了歉,很钦佩他们。但是写文章道歉的方式恐不适用于大多数人,就想用发广告的方法,简单明了,对受害人及家属是个慰藉。”
刘伯勤为自己在“文革”中犯的错公开道歉,在网上受到一致好评。不少网友对刘伯勤正视自己在“文革”中的劣行表示赞扬与支持,并希望有更多“文革”亲历者像他一样勇敢地站出来道歉。中国发展出版社社长包月阳在其个人微博上说:“ 人之垂老,其言也善。如此公开忏悔,恶业已销。怕就怕那些死不认错者,不知要沉沦到哪层地狱啊!”
本报记者通过《炎黄春秋》杂志社联系上刘伯勤,但在发去采访提纲后,刘伯勤称因个人原因,拒绝了记者的采访。后来记者再次发去邮件表达采访意图,刘伯勤仍然拒绝接受采访,他在回复记者的邮件里写道:“ 实话说,我也没想到在我看来一份很普通、极平常、非常个人化的道歉广告会引起媒体的关注,这样一来,不管你当初是怎么想的、怎么办的,都不再是个人问题了,而且由不得你解释,你解释领导也不会相信,这就有被划入‘敌对势力’之虞了。所以,我现在真的没有什么好谈的了。”
文/ 见习记者胡芷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