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忽略的非遗记录
——一个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申遗内幕
在非遗申报的过程中，与其打交道最多的便是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关于谁家申报非遗成功，谁家遭遇失败，他们最知情。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在申报非遗名录出炉后，名录之外的项目很少有人再关注，继而遗忘，这些躺在抽屉中的档案成了一段珍贵的文化记忆。荣昌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从2005年成立到现在就两个工作人员，最大的63岁，最小的30岁，就是这个小小的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藏着许多鲜为人知的申遗内情。
两个人的流动办公室
荣昌县自唐乾元二年（759年）建县以来，至今已经有1250多年的历史，积淀了许许多多鲜活、生动的文化资源。它在地理上位于四川盆地川中丘陵的川东平行岭谷区。然而在这个偌大的版图上，荣昌县的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只有30平方米，小得像一颗珍珠。该中心一男一女，男的是63岁的廖正礼主任，女的是30岁的蒋兴宇。他们的工作是用双腿丈量16个镇、6个街道，209个行政村、41个社区的非遗项目。这样的状况是很多县级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共同的局面，但荣昌县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却发生了太多让人震惊的变化和故事。
在荣昌县政府网上有这样的记录：“普查整理100多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有35项入选第一批县级保护名录，7项入选市级保护名录，3项入选国家级保护名录；12人被评定为市级传承人，2人被评定为国家级传承人。”整个介绍显得简洁，与其他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并无两样，但外界盛传这出自只有两个人的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这让人感觉神秘。我们试图还原整个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工作的场景，便给该中心主任廖正礼打了电话。
夏布的生产过程
“我在乡下搞非遗新品普查，非常忙，要不我们下周见。”廖正礼在电话一头着急地说。当我告诉他已经在去荣昌的路上，并希望去他办公室了解非遗的情况时，廖正礼难为情地说：“我们办公室今天没有人，这样吧，明天我们在荣昌县体育馆见面。”
5月31日，按照廖正礼所约的时间，我们准时抵达了荣昌县海棠路体育中心，并沿着体育馆绕了一圈，方才发现卷帘门后边的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与其说是中心，不如说是隔断开来的简朴办公室。见有人进来，穿着蓝衬衣、戴着眼镜的老人站起来说他就是廖正礼。
当询问这里有多少工作人员时，廖正礼笑了笑说：“一兵一卒，我曾向市里要求增派人手，可市里的领导说，目前大学还没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专业，也就没有这方面的毕业生。”
两个人的工作是什么状态呢？面对好奇，他意味深长地回应：“ 我在文化馆干了40多年，荣昌由于独特的乡镇地理和民族分布，还有大批传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流落在民间。三分之二以上的工作时间在外面，像寻宝人一样，走村串巷，寻找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线索。”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一角
名录之外的落选者们
两个人的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是何时开始的呢？
廖正礼回答说：“ 2005年经重庆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批准成立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专业机构：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同年荣昌县文广新局的领导让我来带队负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作，当时做专职的就我和吕成柏。”
廖正礼慢慢从抽屉里拿出当年的档案继续说：“机构成立不久，就迎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考验。”当时文化部下发了《关于申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通知》，要求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定、登记和建档工作，还要求申报材料必须在2005年9月20日前报文化部。但市里要求8月31日前所有材料必须上报。
由于非遗是一门综合学科，涉及文学、诗歌、音乐、舞蹈、美术、建筑、工艺、科技等方方面面，收拾整理这些相关的资料是一个艰辛的过程，其过程如大海捞针。那时连必备的相机和电脑都没有，最后还是同事吕成柏把自己的私人电脑贡献了出来，才勉强解决了设备问题。
8月31日，当廖正礼将申报材料送到市里后，却被告知资料不符合要求，其原因是需要增加图像资料和视频资料，而此前他们却因为文广新局里的一台坏掉的传真机而漏收了传真文件，对市里新下发的通知要求一无所知。
市里领导考虑到具体情况后，以9月10日为交材料的最后期限。廖正礼被这突然的意外弄得不知所措，但工作还得继续。连夜回到县里，已经是晚上十一点。他当即给昌元、盘龙、河包等镇干部打电话，让传承人在家里等待，明天一早他要带着工作队来完善资料。
第二天天还未亮，廖正礼一行人就坐汽车赶到乡镇。他按照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曲艺、传统体育和游艺杂技、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传统医药、民俗）进行整理。由于白天有的项目需要组织表演，交通不方便，时间不够，晚上加班把资料归档形成电子档案，每天只睡2小时，终于在9月10日完成了任务。
后来，夏布、折扇成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廖正礼却高兴不起来，在申报的名单中肉龙舞因表演者年纪大，动作表现不好，未能入选。曾作为国礼的安陶，却意外落选。
事后，廖正礼得知，因为传承人生病，未详细阐述安陶工艺流程。廖正礼决定写好电视脚本，再请荣昌县电视台来拍摄。果然安陶在第二次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时，引起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工艺设计大师朱培初的重视，2011年“红如枣，薄如纸，声如罄，亮如镜”的安陶入选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面对如今的成绩，廖正礼脸上露出无助的神色，谈起了已成绝唱的焰火架。
申报非遗的失传事件
廖正礼遗憾地说：“如果焰火架的传承人，不在拍摄的头一天晚上去世，国家级非遗非它莫属，尽管焰火架在全国存在，但关键性工艺不在了。”
他拿起笔和纸边演示边讲述焰火架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时的情形：“2005年之前，由于编撰中国民间文艺十大集成，便掌握了焰火架的情况，从历史沿革、制作流程、传承谱系、艺术价值、实用价值等分类归档，但最关键的一环，展示环节的全过程，需要拍成影像资料。当文化部下发《关于申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通知》后，廖正礼的第一反应是荣昌焰火架最有希望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因为焰火架工序复杂、工艺考究，他说：“这要求火功必须到家。因为，火功是制作焰火架的关键，包括火药的制作、布线、隔火设计等，一个工序不到位，燃放时就会出现差错。它的难点是制作时不易发现问题，只有燃放中才会发现问题所在。一旦断火，焰火架也就不能顺利燃放。除此之外，焰火架的制作还包括桶子编扎、故事个扎等诸多工艺和技艺。如果技艺掌握不全面则学艺很难成功。”廖正礼停顿了一下说，“独门绝技，只有传承人才能表现出来。当时做焰火架最好的陈师傅70岁了，住在双河镇的农村。当把申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事说给陈师傅听时，陈师傅很高兴，但是陈师傅在焰火架传承上充满焦虑，那就是很难招到徒弟。”廖正礼决定，找文艺功底好的文化馆的干部和附近的村民向陈师傅拜师学艺，总共花了3万元（包括制作和材料），准备第二天拍摄，不料陈师傅从双河镇回家摔了一跤后就去世了。此情此景，对于一个非遗工作者来说显得很无奈。保护焰火架还是保护传承人？是保护性生产，还是生产性保护，成了非遗的难题。
创意延伸的文化保护
在同一地区，两个或多个非遗项目整合，形成品牌并不鲜见。廖正礼颇为自豪地说起荣昌非遗的发展趋势。
“传统乡土文化能否得到很好的传承和创新，将直接关系到产业未来的发展前景。”廖正礼说。
事实上，为更好地保护和传承乡土文化，当地已经做了不少工作。前来填报申请非遗专项资金的邹系红说：“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以创意的方式来发展安陶我深有体会。”
从2010年6月起，荣昌设立起200万元的保护开发基金，用于安陶、夏布、折扇等技艺的研究、产业创新、传承人及传习活动经费补助、民俗活动补助、资料抢救整理及出版等。
这些数字在廖正礼看来，只是文化遗产刚刚拉开的序幕。他认为：“非遗随时代潮流的‘生活化’是最佳传承方式，用流行时尚的艺术设计、文化包装去提升非遗的价值，夏布与折扇融合赋予非遗以崭新的生命就是鲜活的例子。”
当问及荣昌县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有何计划时，蒋兴宇坦然回答：“我刚刚来三个月，业务还不是很熟悉，非遗的路还很长，需要全社会参与。”
谈及工作状态，蒋兴宇觉得很忙很充实。从策划主题活动“中国梦、劳动美”的传承人制作技艺大赛、首届中国安陶技艺大赛到拍摄荣昌夏布、荣昌陶器专题宣传片等深刻感受到了荣昌文化的魅力，她愿守护这片精神家园。
这是一个朴实无华的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他们没有宏大的理想，仅仅做着一些细致入微可以触摸的事儿，这或许是廖正礼到了退休年龄依然执着，80后女孩蒋兴宇在乡镇屋檐下绽放青春的理由。
非遗的保护方法
针对目前荣昌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哪些保护办法呢？廖正礼归纳了四种做法。
荣昌折扇
1活态性保护
在今天要使活态的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持原始自然状态是不太可能的，建立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 村) ，既可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设立屏障，又能将民族文化遗产的真实状态保存在其所属的环境之中，使之成为“活文化”。
2生产性保护
对于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应该根据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保护方式。对于那些仍然具有生命力，又有开发潜质的传统手工艺和民间艺术，则可以进行合理开发，以生产性的方式加以保护。譬如通过举办各种类型的民间文化艺术节、旅游节、工艺品展销会、民间歌舞比赛等实现创意经济。
3记录式保护
以多种载体来记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征。运用录音、摄影、录像及日记等方式，记载民间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声音，表演或技艺，生产过程，获取真实可靠的图像、实物、文本记录。利用多媒体、数字化等高科技手段，建立数据库等，以便永久保存，并逐步做到资源共享。
4场馆式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长期的发展和传承过程中，留下了大量珍贵的实物和物质载体，如民间美术中的绘画、雕塑、手工艺品建立场馆用来鉴赏、研究、展示。在安富镇建立了安陶博物馆，向市民提供公共文化交流空间，还邀请民间艺术大师或优秀传承人现场献艺。
文/本报记者 蒲雪剑
本版图片由荣昌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