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阶级“幽灵”及其归来

主讲人：符鹏，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讲师

时间：2013年5月16日14: 00

地点：首师大文科楼602室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 在欧洲游荡”，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描述了共产主义的诞生。今天我们重新讨论工人阶级“幽灵”归来的意义, 不仅是要重新理解他们在历史变革中无奈消失的伦理地位，更要借助它重新面对新工人在当代中国所遭遇的政治困境和文化困境。

沦为“幽灵”的工人阶级

上世纪90年代末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开展，社会分层学说在中国知识界兴起。当时，主张这种观点的学者大多对毛泽东时代阶级斗争话语怀着极度的不满，他们迫切希望摆脱以阶级眼光理解中国的学术，从而很快引入西方的社会分层学说取而代之。这里所谓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开展其实就是工人阶级在国企改制过程中逐步下岗，沦为社会底层的过程。中产阶级话语真的能够为当代中国迎来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吗？我们不要忘了，中产阶级话语在根底上依赖于自由主义式的个人奋斗神话，难以在总体上解释当代中国的复杂现实。

在我看来，知识界引入的中产阶级话语很大程度配合了这种历史进程，促成了工人阶级在事实和语境上两个层面的消失。工人阶级的“消失”是指人们对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熟视无睹，漠不关心他们的生活和境遇。工人阶级成为了一个幽灵般的社会存在，游荡在我们生活的视野之外。

但是在前30年的社会实践当中，通过“人民当家做主”的观念灌输，工人阶级在自己心目中已经把自己理解为国家的主人。在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实践中，阶级话语逐渐消失，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成为幽灵般的存在，从根本上体现了这一宪法原则的空洞化和形式化。今天，我们越来越习惯在中产阶级的意义上强调公民个人权利的重要性，而不再像以往那样重视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整体存在的政治权利。

工人阶级“幽灵”的归来

有学者做过数据统计，中产阶级话语在知识界勃兴的时间大概在2000年前后，正当此时以底层文学为中心的底层话语同样受到热烈讨论。底层话语的兴起恰恰说明了中产阶级话语在中国语境中的解释限度。在这个过程中，工人阶级的“幽灵”重新出现了。

令人欣慰的是，今年以来，一系列研究新工人的著作集中出现，例如吕途的《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张彤禾的《打工女孩》和丁燕的《工厂女工》，梁鸿的《出梁庄记》，还可以算上之前潘毅的《中国女工》等。2013年因为研究新工人著作的大量集中出现，网络上流行出“打工五书”或者“打工六书”的说法。我把这种现象称之为“工人阶级幽灵的归来”，这里不是传统意义上工人阶级的真正回归，而是新工人（就像吕途在书里面的界定，不再用带有歧义的“农民工”而是用新工人来取代）话题的备受关注。

新工人的大量出现连带着让人们也会想起对传统工人的怀念，尤其是认识到新工人无法在阶级意义上成为具有政治素质公共体时，越发映射出传统工人所具有的政治意识和文化自觉。可以说传统工人的“幽灵”乃是通过附身新工人而重新进入知识界的视野。

今天我们重新讨论工人阶级“幽灵”归来的意义，不仅是要重新理解他们曾经在历史变革中无奈消失的思想和伦理地位，更要借助重新面对新工人在当代中国所遭遇的政治困境和文化困境。

小说《那儿》中的国企工人困境

检索文献就不难发现，底层话语的崛起和曹征路小说《那儿》的发表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个小说可以被看作是当代中国思想界新左派和自由主义的纷争在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投射。在我看来，首先要追问这种打动文本的构成是什么样的？

面对朱卫国的反抗行为，不管是“我”的妈妈还是舅妈、上级领导及其他工友，都对他的动机充满了无端的猜忌、善意的劝阻。在叙述者“我”的眼中，朱卫国“就算他是世界最后一个把工厂当做自己家的人，又有谁信。”“我”甚至直接怀疑他“真的没有一点私心吗？”或者因为他“太崇高、太伟大以至于让我难以相信。”

小说中，在面对这些质疑，朱卫国也陷入到一个认识的难题：“工人怎么变得这么冷漠？这么自私？这么怕死？这还是从前那些老少爷们吗？”这种反差的原因在于，改革开放的基本逻辑就是把每一个劳动者都看作追求个人利益的小生产者，在这种道德想象中“大公无私”成为了面目可疑的个人品格。朱卫国无疑成了逆时代而动的人。正如小说中叙述者的感慨：“ 小舅的错误在于他根本忘记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也忘记了自己的身份。”

劳动对自我实现的不同作用

由此我们要更进一步追问，朱卫国的激烈反抗动力来自于哪里？曹征路在小说里面注意到了这个劳动的问题，对于工人阶级而言，通过劳动而获得的尊严与他们劳动价值的被承认有着密切的关系。作者将朱卫国塑造成一个技艺高超的大师傅，这种设计是为了凸显劳动的内在价值以及个人的自我实现的意义。这里自然关涉的疑问是：同样是劳动，为什么在不同的历史境遇下，对于个人的自我实现而言，却显示出完全相反的作用？这种相反的价值状态在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又是如何转换的？

对于今天的工人而言，工厂现代化工业生产体制已经无法给他们创造出劳动的意义感。在工厂冷冰冰的机器上工作对他们来说完全是枯燥乏味的劳动，他们的劳动不过是养家糊口、赚钱过日子，并没有更高意义上的自我实现，他们在劳动过程中不免陷入一种消极萎靡的抵制状态。这几乎是所有在企业里面做工甚至几乎所有劳动者所面临的价值感的问题。

我们不能在抽象意义上讨论劳动对于自我实现的意义。在马克思的理解当中，劳动对人来说不仅是自我改造的需要也是改造世界的需要，只有实现两者的统一才能实现自我。工人的社会化劳动实践对他们来说并不只是自我实现的需要，同时是在国家建设和社会组织中处于特定的意义位置的。工人之所以从中获得个人的尊严，正是由于这种位置意味着工人阶级在劳动过程中相互之间伦理关系的重新构建，以及更大意义上的与国家荣辱与共的价值感的自我确认。

现场问答

问：国企改制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是错在“市场”上还是错在“权力”上？

答：当代中国问题的核心到底是“市场”的错还是“权力”的错，自由主义学者当然倾向于指责权力，当代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权力问题，而左派学者认为自由主义市场是最主要的问题。我个人认为，左派和自由派在这个问题上的论争还比较表层，应该再进一步去看这两个在具体历史情境中的复杂关系。

问：阶级话语在当代中国有什么样的意义？

答：今天我们面对这个问题的方式绝对不是照搬过去的那一套来解决问题，但是你必须去回应原来那个过程当中激发出的“好的状态”，你重新去定位那种“好的状态”所包含的历史可能性，然后将那种可能性带到现实语境中，为解决当下中国的问题提供一个新的思考空间。

问：当下的中国，谁才是工人阶级？

答：现在很难去给当下的“工人阶级”划一个严格的范围，传统意义的工人随着劳动关系的变化已经发生了转变，现在的工人主体主要是指新工人（人们常说的农民工），今天我们讨论这个问题不是为了恢复工人阶级的政治地位，而是通过工人阶级问题重新确认劳动的价值，并由此追问如何通过重新激发劳动的实践意义构建人与人之间新的伦理关系的可能。

曹征路小说《那儿》

曹征路，深圳大学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其中篇小说《那儿》于2004年面世后，在中国文学界、高校、读者中引起了广泛的讨论，被认为是2004至2005年“最具震撼力的小说”。小说关注的是国企工人因改制后传统主人翁地位的逐步丧失，工人沦落为社会底层甚至走向绝路的过程，在这其中“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成为一句漂亮却虚伪的空话。小说塑造了唐吉可德式人物“小舅”朱卫国，在他身上能否看到国企工人的过去和未来？

林风眠的现代艺术变革之路

主讲人：陈池瑜，清华大学美术系教授

时间：2013年5月14日14: 00

地点：清华大学美术学院B301

20世纪初以来，中国画的改良和革新一直没有间断过，作为现代画家、美术教育家的林风眠在中国现代艺术变革之路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

主张融合西洋画

我认为，中国画的发展主要呈现两条途径：一是吴昌硕、陈师曾、齐白石为代表，在中国画传统特别是文人画传统中寻求力量，结合现代感受，从中国画自身因素寻找新的突破口，进行中国画的革新。另一条道路是以徐悲鸿、林风眠、刘海粟、高剑父、方人定等人为代表，主张中西结合，借鉴西洋画的技法和观念来改造中国画，推进中国画走向现代。

而在第二条即中西调和的道路中，又表现出两种不同的路径，即一条路径是徐悲鸿为代表的用西方写实主义或古典写实方法来改造中国画，将素描和光影引入中国画，增强水墨画造型写实感。1919年思想家陈独秀也发表《美术革命——答吕澄》一文，主张用欧洲的写实主义改造文人画，并将此作为新文化运动中提出“科学”的举措之一。

与此同时，岭南画派的高剑父及弟子方人定等，提倡新国画，我觉得，高剑父实质上倾向于将西画的“投影”、“透视”、“光影法”、“远近法”、“空气层”等“科学方法”即古典写实方法补充到新国画中。我所说的另一条路径是，借鉴西方现代艺术的形式来改造中国画，这一条道路以林风眠为代表。

主导现代艺术滥觞

1928年，28岁的林风眠在蔡元培先生的支持下，到杭州创办国立西湖艺术院，即杭州艺专，任校长至1937年抗战爆发。

他关于“调和中西艺术”的办学方针，培养了一大批优秀艺术学生。杭州艺专的教师如校长林风眠、教务长林文铮、油画教授吴大羽、雕塑教授李金立等，都是留法归来的艺术家和理论家，用吴冠中的话说，杭州艺专简直像“巴黎美术学院的中国分校”。

林风眠开明而包容的教学理念即强调西方现代艺术的教学方法，极大地影响了学生们的创作思想，使杭州艺专成为了不同于北京艺专的更加开放的教学园地。杭州艺专的学生如赵无极、朱德群、吴冠中、赵春翔等，其作品的现代性更为强烈，在国际上影响也更大。

改革旧方法

林风眠还提出对中国画的原材、工具进行改革，设法研究出一种新工具，“ 那时中国的绘画就一定可以有新的出路”。林风眠后来将西画的颜料引入水墨之中，发展出彩墨画，也可以看作是他对颜料工具的一种变革。他还提倡绘画上的单纯化，他认为对我国的写意画，无须厚非。写意或单纯化，是就很复杂的自然现象中，寻出最足以代表它的那些特点、色彩，以及有趣的手法。既要吸收中国画的写意精神，又可吸收西画的某些形式如色彩等，创造出单纯的现代新形式。

20世纪50至60年代，居住在上海的林风眠的水墨画创作进入高峰期。与此同时，随着国家意识形态对资本主义的批评，西方现代主义艺术遭到批判。这种背景下，林风眠在50年代到60年代创作的水墨画、彩墨画，则敢于鉴定印象主义、表现主义及立体主义特点，这在当时需要很大的勇气。

倡导新思路

对于这种情况，林风眠借1957年毛泽东倡导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机，发表了《要认真地研究工作》一文，指出：“究竟什么是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写实主义？它们怎么形成和成熟？不要先肯定和否定一切。必须去研究它们，了解它们，消化它们，细细地去做一番去芜存菁的工作。”显然，当时的林风眠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对当时美术创作上肯定学院派似的现实主义方法而否定其他方法提出质疑和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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