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招不精多招不会

重庆文化单一趋向反思

重庆，这座与抗战、红岩文化结缘的城市，依托自身资源优势，将“红色”文化打造成本土文化“名片”。与此同时，以同一素材、同一人物甚至同一故事为创作背景的各类“红色”文化作品层出不穷，但在市场竞争异常激烈的今天，还有多少人乐意为“炒冷饭”的历史追溯买单？

重庆，一个渗透着浓郁“红色”气息的城市。在近五年央视播出的重庆本土剧集中，红色题材以外的作品仅占一部，重庆电影集团自成立至今几乎所有的作品都与抗战题材相关，重庆市话剧团几乎每年的年度大戏都以抗战文化为创作背景……

人们不禁追问，重庆文化除了“红色”，还剩下什么？重庆还有没有红色文化以外的文化生存空间，如果有，是什么原因导致重庆文化的“敝帚自珍”？

“红色”主导的重庆影视剧

据重庆市文化广播电视局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自2008年至2012年，重庆市在央视播出的影视文化作品共16 部。

其中电视剧共6部，包括：《刘伯承元帅》、《解放大西南》（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周恩来在重庆》（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母亲，母亲》、《医者仁心》、《敢死队》。纪录片2 部，包括：《远祖之谜》、《 红星照耀中国》。

以电视剧和纪录片两个单元为例，在央视播出的重庆本土影视作品中，仅有《医者仁心》和《远祖之谜》不属于“红色”创作背景，以红色文化为创作题材的作品数占据了75% 。

“对于文化艺术的创作，政府每年都会有一些补贴，比如一些大的项目、一些应景之作，还有一些政府指派的任务。这样造就了一批从事文化艺术的工作者，自甘堕落并乐此不疲地为了补贴而工作，每个项目5万元以上的津贴，看上去数量虽然不大，但对于盈利并非易事的文艺产业来说，可谓颇具吸引力。”《 红岩》杂志社主编刘阳说。

重庆工商大学教师张艳认为，重庆红色文化发展热潮有其内在的原因，这一方面来自于全国红色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背景，同时地方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与历史积淀为这种背景提供了发展的可能，以及政府的大力扶持等因素加剧了红色文化的滋生和蔓延。

“6部央视播出的电视剧，其中5部涉及红色题材，还有两部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这说明了重庆能拍出具有一定水准的红色题材影视作品，但同时，也体现出了重庆文化的单一性。至少在高质量影视作品领域，题材还比较单一。”西南大学教授苏光文表示。

好剧其实可以不“红”

据参与制作的重庆润视影视传播有限公司负责人赵浚凯介绍，《医者仁心》是国内第一部全景式反映医生职业生活的医疗剧，剧中主要场景均以重医大附一院为主，正面直击卫生医疗行业生存状态及困境。开播后，《医者仁心》取得了良好的口碑，在豆瓣网上获得1074人参与的评分平均值为8 .2分，评五星的网友占46% 。

重庆并不是只能拍摄红色题材的影视作品，而是拍摄出来的质量上乘的非红色题材作品数量太少。“ 小的影视公司，资金有限、团队实力有限，拍摄出的作品质量良莠不齐。大型的国有影视企业，在创作题材上或多或少会有一些应景之作，所以目前重庆的影视文化仍比较偏向以红色抗战为主的主旋律市场。”赵浚凯补充说。

“从理论上说，重庆拥有良好的文艺创作基础，为什么很多艺术创作都停留在‘红色’系列上？首先是创作者不愿投入更多的精力和承担投资风险；其次，创作主旋律题材的抗战剧、红色剧更容易获得一些政府给予的扶持。举个例子，如果是民营企业拍片，宣传需要花费真金白银，但是拍摄主旋律影片，政府可直接通过宣传部统一由当地电视、报纸、广播等媒体进行宣传，并发放一定补贴。”重庆师范大学教授张育仁说。

电影集团的“颗粒无收”

成立于2011年10月27日的重庆电影集团有限公司，截至目前，出品的电影作品包括：《一九四二》、《走过雪山草地》、《我最好的朋友江竹筠》、《 与妻书》。电视剧则有：《利箭行动》、《 好家伙》和《小鬼子走着瞧》。自重庆电影集团成立至今，出品影视作品均属抗战背景下衍生的“红色文化”产物或“周边产物”。

“重庆作为我国重要的红色革命文化聚集地，有着抗战文化、红岩文化等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这为重庆的红色文化发展带来了先决条件。”西南大学教授苏光文补充，“ 但是盲目地创作大量红色抗战题材作品，不仅不能够体现抗战文化的精髓，反而使得一些粗制滥造的作品混淆视听，甚至误读了历史，破坏了良好的历史积淀。尤其是近期一些非常不严肃的抗战题材剧，已经超出了艺术加工的范畴，大有哗众取宠博眼球的嫌疑。”

据曾与重庆电影集团有过合作的业内人士王江透露，未来五年内，集团还将筹拍数十部影视作品，内容大多数都与抗战背景相关，创作题材多为伟人事迹。

江姐——重庆红色文化中的革命人物代表，也是影视戏剧文化作品中的“常客”。江姐在被话剧、京剧、舞台剧、电视、电影等“轮番轰炸”后，2012年再度被“炒冷饭”搬上了大银幕，这一次《我最好的朋友江竹筠》以江竹筠的生前挚友何理立的回忆为视点，还原了江姐的原型。

“江姐”遭遇市场冷落

电影《我最好的朋友江竹筠》还被国家广电总局列为“2011 年第四批推荐影片片目”第六名，一举进入2011 年度中国电影排名前三十位的优秀影片行列。

2012 年4月22日，由重庆市委宣传部、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台）联合摄制的传记影片《我最好的朋友江竹筠》，在重庆大学美视电影学院举行首映礼，并通过媒体公开表示该片计划登陆重庆保利万和院线旗下36 家电影院对外公映。

重庆华谊兄弟电影城市场部工作人员郭跃称：“ 曾收到过《我最好的朋友江竹筠》的通知和拷贝，但是对这部片子没什么印象，即便可能做过排片，时间肯定也很短。”

重庆嘉禾影城市场部主管吴佳迪也表示，影城并未上映过《我最好的朋友江竹筠》，并且在查阅记录后发现并无任何排片计划。

重庆中影今典国际影城市场部主管彭洁说：“我们没有排过《我最好的朋友江竹筠》，大多数影城经理排片以市场因素为主导，除非公司有特殊安排，否则一般的红色题材电影即便排了也不会放在黄金档，毕竟影院是企业，必须要盈利才能生存。”

“拍摄主旋律题材的电影，虽然可能得到一些政策上的扶持，但要面对市场的考验，这一关能不能过才是关键。而重庆电影集团出品的这些作品，且不讲艺术水平的高低，以市场为衡量标准，连其中最知名的《一九四二》都未能收回成本，足见以抗战或相关背景创作的影视文化作品观众未必肯买单。”王江如是说。

年度大戏需大背景

“重庆市话剧团每年都会有一部大戏，创作题材通常以抗战、红岩等为背景，大戏不仅能获得高额的政府津贴，并且增加了获得国内大奖的可能，一旦获奖政府还会另外发放补贴，奖金从几十万元到上百万元不等，有时候一笔大戏的奖金能养活团里一年。”重庆市话剧团演员袁冶如是说。

话剧《幸存者》是2012年重庆市话剧团的年度大戏，用袁冶的话来说，这叫“政治任务”，他是《幸存者》中的“男四号”。

“团里每年的政治任务也不是很多，但是占的时间比较长，一排就是几个月。比如去年的《幸存者》，剧本是原创的，取材于红岩英烈的事迹，罗广斌、陈然等人都是剧中主人公穆之光的原型。故事的内容大致讲当时关在渣滓洞的一群人，为了逃出去，在监狱里和敌人进行斗争。男主角是狱中的一个犯人，他被误认为一个叛徒，《幸存者》侧重讲的是他的妻子寻找他并寻找真相的一个过程。”袁冶如是说。

重庆市话剧团办公室主任姚春燕说，和以往革命英雄“高大全”的舞台形象不同，《幸存者》中的主人公更多的时候却表现得非常懦弱、胆小甚至还有背叛，“他在敌人面前表现得很懦弱胆小，面对严刑拷问总是首先喊出‘你别打我’，有时候还带着一点酸腐的气质，会为美女朗诵文绉绉的情诗。

甚至还是在自首书上签名的软骨头。但这一切背后的真相，却揭露出了他确实是一个英雄，所做的一切不过都是忍辱负重在敌人面前演戏。他会让观众明白，一个真正的英雄所担当的不仅是受刑流血，更要忍辱负重，甚至永远地被误解。”

话剧“幸存者”的不幸

年度大戏《幸存者》，自彩排到演出获得了业内不少赞誉，并入选第七届全国话剧优秀剧目展演。但这部制作成本超过350万元的“年度大戏”却并未能在票房上斩获佳绩。

三十多位演员的参与，历经数月的排演，一千二百多张赠票的送出，换来了七八百人的观看。姚春燕坦言：“《幸存者》如果完全按照市场化模式销售，恐怕每场只能有一二十人来看。”

“如果仅从艺术的角度来讲，《幸存者》的确是一部还不错的作品，但从市场化的角度来说，我完全没有信心会有多少观众来看，收回成本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我们不得不演出，因为这是任务。”

《河街茶馆》是重庆市话剧团2010年的年度大戏，以朝天门码头为地点，同样围绕抗战题材展开。这部剧获得第十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据姚春燕透露，《河街茶馆》在能容纳12000余人的重庆市文化宫演出时，通过市场渠道销售出的票仅有几十张。

另一方面，重庆高校也在乐此不疲地忙着红色题材剧的排演。2010年11月18日晚，第二届中国校园戏剧节圆满落幕。重庆大学演出的话剧《重庆往事·红色恋人》获得“中国戏剧奖·校园戏剧奖”, 在“985高校”中名列第一。

与此同时，重庆市话剧团也作出了几次尝试。在跌跌撞撞的背后，几次尝试依旧没有良好收效，无论是红色题材的大戏，还是都市题材的小剧场话剧，市话剧团都没有看到较好的市场反馈。“重庆距离文化大繁荣大发展，还存在着一定的距离。”负责演艺票务市场销售的赵越如是说。

文/ 本报记者 李诗洋

“红色”以外的历史，还有它们值得铭记

当大部分的文化创作目光聚焦于“红色”文化时，人们开始质疑：重庆到底有没有文化发展的肥沃土壤？重庆难道是一座文化底子单薄的文化“空城”？

诚然，一座城市的文化实力需要用作品来说话，但是一座城市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来自于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这一点毋庸置疑。早在两万多年前的旧石器时代，重庆就出现了人类的生息繁衍活动。

从历史积淀的角度，重庆有足够的资源支撑起文艺作品的素材挖掘。但是，创作者的注意力，为何不能从短短的数十年“红色”文化上，转移到更为广袤的空间和深远的时间上来呢？不得不说，某种程度上，这是创作功利心和投机主义共同作用的结果。

应景之作更容易获得某些政策上的倾斜，甚至是资金上的直接补贴，这使得许多体制内的文艺单位不愿舍弃这样的“香饽饽”。以大学教授开辟的研究课程为例，研究抗战文学的研究生导师，往往比研究其他一些文学门类的导师更易获得各类经费的补助，并且研究的时间跨度和难度都限制在一定程度范围内。

重庆作为一个历史积淀并不荒芜的城市，还有哪些值得我们去铭记和挖掘？比如唐代许多名家曾在重庆留下的“墨宝”，就是一笔不小的财富。当人们在“红色”文化中反复作业时，殊不知在唐代诗作中描写的地点次数排第二的，就是今位于重庆的三峡部分水域。重庆的魅力绝不止步于红岩文化。

重庆曾出现过历史上唯一的皇帝明玉珍，他建立了大夏政权，但鲜少有文艺作品提及。公元1351年，农民战争爆发，明玉珍集乡兵千余人屯青山，结栅自固。至正十七年春，由巫峡引兵入蜀，攻下重庆，遂以重庆为据点，被授为陇蜀右丞。至正二十年夏，陈友谅杀徐寿辉自立为帝，明玉珍不服，不与相通，自称陇蜀王，立徐寿辉庙于重庆城南，四时致祭，并追尊他为应天启运献武皇帝，庙号世宗。

追溯至秦代，重庆依然没有留下历史空白。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唯一记载的“女企业家”是巴寡妇清，相传她凭借经营丹砂成为了富可敌国的女首富，甚至曾经一度被秦始皇奉为座上宾。这位司马迁仅用 69个字描述的女子，留下了许多未解之谜给世人，但目前真正涉猎于此的成熟文艺作品还很稀缺。

一面是红色文化被“过度开发”，另一方面则是一些有价值的文化被忽略，这种不平衡的背后，渗透出文化工作者的“谨小慎微”，既不愿意投入过多精力去挖掘“非主流”项目，也不愿意失去政府给予补贴的大好机会。恰恰是这种心态催化，导致了今日重庆“红色”文化泛滥的局面。当创作者走向心态平和，“ 肉食者”提高对文化的理解、包容和接纳，也许某天，我们就能看到百家争鸣的一片大好局面。文/ 本报记者 李诗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