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永远都能找到“北

Ivanka Charvatova 和Jaroslav Klokocnik 是捷克共和国科学院的研究人员，他们对中国的墓地进行了研究，认为中国的陵墓基本呈现偏东西向，和古地磁极的方向相一致。他们认为，这是因为中国人用罗盘指导了墓地的方向，并认为可能早在三千年前，罗盘就已经广为中国人所接受。

皇帝下葬通常为“头北脚南”

古代皇帝的陵墓朝向基本为坐北朝南，如南京的明孝陵、北京的明十三陵都是如此。根据风水学的要求，古代陵墓除了要选择阴阳宅的位置，同时也很需要注重方向选择。这也叫立向，是风水中的一大关键。通过选择最合适的建造方向，让建筑接收承纳四周山水空间的生气。

用现代科学来解释，一方面这是因为中国大部分国土都处于北回归线（北纬23 度26 分）以北。陵墓朝南便于接受阳光照射。同时，大半个中国都受到季风气候的影响。因此，陵墓坐北朝南，不仅是为了采光，还为了避开冬天的北风。

另外，皇陵位于南北中轴线上，体现的是古代信奉的“君权神授，取象于天”的陵墓设计思想，是陵墓选址时必须遵循的定位准则。Ivanka Charvatova 称，在中国，北极星代表统治者和皇帝。皇帝的头在北方，表明他为宇宙中心的象征，而其他人则是围绕在他的周围。从明孝陵的神道可以看出，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就格外重视北斗七星的形制，把自己的墓道建成弯曲状。

“北极”不永远在正北

然而，“ 北极”却不永远都在正北方，原因在于地球原磁极位置会随着地球的转动而转动。地磁极是地球磁场的南北极，为地磁场在地球表面的两个极点。它与地球的南北两极不重合，而且相对于地理南北极的位置不固定（被称为磁极移动或偏移）。

对古地磁学的研究开始于 19 世纪中期。德莱斯(A.Delesse ，1849 年) 和梅洛尼（M.Melloni，1853 年）主要是根据岩石天然剩磁的方向进行研究后发现，熔岩是沿着地磁场方向磁化的。

通过对沉积物、火山岩、陶土、泥、砖、墙、陶瓷、瓷砖、陶器、硬币等材料中的天然剩余磁性进行测定，分析其磁化历史，能够对古代磁场进行研究。

中国人永远都能找到“北”

捷克共和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的Ivanka Charvatova和天文研究所的Jaroslav Klokocnik 利用谷歌全球地图软件对中国墓地方位进行定位，并运用CAD软件进行精确的方向判断，发现中国的墓地并不完全在中轴线上。

Ivanka Charvatova 和Jaroslav Klokocnik 认为，中国的坟墓或者偏向于基本南北轴上的西方，或者是偏向东方（以度来计算）。而位于大型区域中的坟墓有着长长的自南向北的神道。神道和坟墓在同一方向上，两边位列着男性、狮子、马、大象等。

在表1（见文右下角）中，展示了各种类型、规模( 约230~240 米或160~170 米) 的坟墓。它们方向基本为偏东和偏西走向) 。坟墓周围的布局，包括田地、道路等，和当地的“中央坟墓”呈现的方向相同。如茂陵和邻近的墓地显示，它们向西偏移了大约4 到14 度。西汉的其他陵墓多数也是如此呈现。

Korte研究了公元前4000 年到1500 年古地磁的偏移指数。Ivanka Charvatova 和Jaroslav Klokocnik 结合Korte等人建立的CALS7 K. 2 地磁极偏转模型对华中地区墓地的地磁极偏移进行了研究。以下图为例，以“度”来绘制地磁和地理北极之间的偏差。中间的实线为地理北极，虚线为地磁极和地理北极之间的偏差（上为偏东，下为偏西）。如同在洛阳地区的东汉光武帝陵，和宋朝皇帝的陵墓都为偏东向，陵墓的方向和古地磁极偏移曲线的趋势对应。

周朝就已用罗盘辨别“北方”

中国何以能够如此精确地进行墓地方向的变化？因为中国人在公元前2000 年就已经意识到了磁性。最早书面记录是在公元前4 世纪，《鬼谷子》中称：“ 郑人取玉，必载司南，为其不惑也。”李约瑟在1964 年也对中国人在公元前1000 年就使用罗盘进行了描述。中国人用罗盘进行了墓地方向的判别。1500 多年前，中国船员发现一种长条形的天然磁石不停地旋转，直到分辨出南方时才会停下来。因此，他们将这种石头充当他们航行的“导航设备”。

实际上，天然磁石展示出这种特性，是因为含有磁铁矿。勺形的天然磁铁矿石，放在一个光滑的盘上，盘上刻着方位，利用磁铁指南的作用，用来占卜，这就是最早的罗盘。南朝时期(420 —589 年) ，当时的罗盘主要为水罗盘，是将磁针上穿几根灯芯草漂浮在水面，指示出南方。

Ivanka Charvatova 和Jaroslav Klokocnik 等人通过以上的研究认为，从至少公元前4 世纪（周朝，前1046 —前256 年）起，磁石罗盘就已经广为中国人所知（以本文最古老的陵墓康王墓为例，它和古地磁极偏移模型相吻合）。虽然此案例较单一，所以可能是巧合。但也可以看出，罗盘在历史的延续中，已经对中国景观和城市规划产生深远的影响。建筑、城墙、宫殿、陵墓、运河等都广泛地使用罗盘。陵墓以及周围环境的布局中都留下了各自时代的地磁北极偏移方向的印记。

学会坦然面对恭维
一项中国人社交细节研考

通过收集上海社区中的恭维语和恭维语回应语例子，加拿大渥太华大学的DarylChow等人认为，中国人的恭维语回应方式开始从“谦虚型”向“接受型”转变。产生这样的原因，主要是受到多个社会语境因素的影响，其中英语在语用层面上对汉语影响较大。

中国人向来遵守谦虚准则

中国文化向来以谦谦君子作为楷模，反感自我吹嘘, 遵循“满招损，谦受益”的古训。认为个人荣誉经常要经过别人的转述，加上自我否定才应该是君子所为。例如，主人在面对客人对丰盛菜品的赞赏时，都会说“没什么菜招待”、“ 不会烧菜”之类的客套话，通过自我贬损来表示礼貌。

学者顾曰国这样总结中国人的礼貌准则（谦虚准则），即贬低自己，抬高别人；分“上下、贵贱、长幼”；用文雅言语，多婉言，少直言；人的身份和社会地位相称；在行为和言辞上尽量多给他人益处。

被恭维者常陷入左右为难境地

中国人十分严格地遵守谦虚准则。前人的研究已经证明这种恭维语具有多种语言功能。如Wolfson称，说话者使用恭维语时，表示对听话者的赞同或佩服，从而在两者之间形成并加强其团结。换句话说，恭维语可看作“社会的滋润剂”。

此外，恭维语还具备其他作用，比如在教学领域中，恭维语可以用来促进并支持想提倡的行为。再如，它可以代替其他言语动作，如道歉、欢迎、训斥或道谢，对批评之类的话语和动作起到弱化作用。

但同时提供恭维语的一方总是主动的。处在被动地位的被恭维者在回应时常常会陷入如何回答的左右为难之境。即被恭维者有赞同对方观点的压力，同时也要避免自我吹嘘而引起别人的反感。

中国人用“谢谢”来接受恭维

也就是说，被恭维者会自觉或者不自觉地采用大量的回应策略来解决“左右为难”的境地。渥太华大学的Daryl Chow采用社会语言学的参与观察法，收集上海社区中1190 个自然语言状态下的恭维语及恭维回应语用例。

在调查中发现，中国人对恭维的回应，40 % 的选择中间型，接受型占37 % ，拒绝型占23 % 。拒绝型指被恭维人听到对方的评价后拒绝接受，如A ：“ 你的进步好大啊。”B ：“ 哪里哪里，还差得远呢。”接受型为接受对方的恭维语，如A ：“ 你长得好漂亮！”B ：“ 谢谢！”中间
型又叫间接型，即用间接的表述忽略自己的观点，如A ：“ 你的包真好看！”B ：“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据Daryl Chow的调查显示，中国人面恭维的最常使用“谢谢”，有时候单独用这个词，有时候伴随着其他话语出现。“ 谢谢”在多数时候，被归类为接受型策略。如A ：“ 你今天的表现非常棒！”B ：“ 谢谢！”

“间接和拒绝”的方式表达谦虚

中国人对恭维的回应其次是解释。如A ：“ 你的这件衣服真好看！”B ：“ 我上街时恰好看见，就买了。“你的表演精彩极了！”“ 我也觉得自己发挥得不错。”这种方式说明听话者心里是接受对方的评价的。这表明至少在上海的中国人更倾向于选择接受恭维，尽管可能会比较含蓄。

中国人倾向于选择间接的语义套语，或许是因为间接的表述可能不太容易损害面子，而接受恭维则违背了人际沟通中“避免自我表扬”的原则。如排在第三位的赞同。如，A ：“ 你的孩子真可爱！”B ：“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微笑排在第四位。据研究称，70 % 以上的这种回应都是自发的。同时排在并列第四的还有询问。大多数面对询问的策略都是确认的方式，如“是吗”、“ 真的”、“真的呀”、“ 啊”等。“你说的英语真地道！”“ 真的吗？”

排在第五位的是不赞同。如“哪里啊？”“ 怎么可能啊？”等。排在第六位的是贬低。如面对别人的赞扬时，回答“很一般”“ 还差得远”等。“ 回敬”恭维源自于褒奖准则，有助于让其他人有面子，让听者感觉良好，通过相互恭维，使对话者双方达到新的平衡。如A ：“ 你的眼睛真漂亮！”B ：“ 你的也是！”

礼貌准则从谦虚走向了“一致”

研究显示，中国人的礼貌准则和西方人的一致性“准则”较为相似，即尽量减少自我夸奖，同时不自我贬低。所以听到夸奖时直接回答“谢谢！”是遵循交际中的一致准则。即只要赞扬的内容基本属实，就尽量接受，以承认对方的鉴赏力，表现双方的一致。

Daryl Chow认为，礼貌准则变化受到各种因素，如教育程度、英语熟练程度等因素的制约。如中国人大量使用“谢谢！”作为恭维回应策略，实际上是英语作为一种强势语言向汉语“语用”迁移的一种客观表现。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中国人开始接受对方的评价以表示尊重。

恭维语应答方式的变化说明人们的价值观已经发生了变化。这反映了社会文化和社会语言的多样性，说明语言会随着社会和文化的发展而变化。从语言的变化也看出，中国人已经开始用一种开放的心态来对待恭维语。

使役动词研究：基于普通话语料库

荷兰乌得勒支大学的Yueru Ni对汉语中使役动词的分类进行了研究，尤其是对“使”和“让”进行了详细阐释。作者认为，“ 使”和“让”一直在不断进化，从一开始的以人为主体、客体，逐渐走向物化和“无生化”（即没有生命体征的事物）。

使役动词分三类

汉语中的使役动词一般是指表示命令、使役、致使等行为并能组合成短语的动词，常见的有“使、令、教、让、叫”等。其中，最早使用的是“使”和“令”，它们在上古时期就已经普遍存在，并延续至今。而“让”的使役用法到宋元时期都还只是偶然出现，直到明清时期才开始大量使用。

如“他让我觉得安心”，《 史记·项羽本纪》中的“赵高果使人追之，不及”，“ 他的话让人不寒而栗”。同时，使役动词能够组合成短语，如迫使、驱使、逼迫、强制、阻挡、阻碍、阻断等。荷兰乌德勒支大学的Yueru Ni基于台湾中央研究院中英双语知识本体词网（Academia Sinica Bilingual Ontological Word net ，Sinica BOW) 对使役动词进行研究。

语料库（corpus ），是指借助计算机分析工具，经科学取样和加工的大规模电子文本库。由此，研究者可开展相关的语言理论及应用研究。目前已应用于词典编纂、语言教学、传统语言研究、自然语言处理，以及基于统计或实例的研究等方面。他提取了107 个中国动词，将使役动词分为三类，即起因类别、使能类别和阻止类别，具体例子见表1 。

“使”和“让”一直在演化

“使”和“让”是汉语使役动词的典型，Yueru Ni对它们进行了特别分析。“ 使”和“让”同时包含有使役结构。如父亲让他去捉蟋蟀（NP1 V1 NP2 VP2，即名词短语1 + 动词1 + 名词短语2 + 动词短语2）。在使役结构中，有一个主体发令，如NP1 的父亲，动词由父亲表达请求，NP2 + VP2 表达出主体带来的过程或最终状态。以“使字句”为例，学者认为其包含“意使”和“致使”两种意义。所谓“意使”，指的是发出授意者为国家或人，而不是物或行为；受使者接受主使者的意图去完成某个行为，并且独立完成，即“迫使、派遣、逼迫”等意思。如“楚子使屈完如师”“陈人使妇人饮之酒”。

“致使”是由于主使者的活动或影响，而使得受使者具有某种状态或活动，即主要为“致使”、“ 导致”的意思。如“战争使土地丧失”，“ 他的话语让我感到吃惊”等，主使者为物，或者是人和国家行为所带来的后果。与此同时，使役结构也能通过其他形式进行表达，如“把字句”：我把玻璃杯打碎了。研究认为，“ 使”和“让”经历相同的过程演化。演变的关键因素在于使役结构的主体和客体范围的改变。

“使”和“让”主语已经物化

据统计，《左传》中收录了大约1100 例“意使句”，占“使字句”的93 % 以上。也就是说，“ 使字句”中，绝大多数主、受使者都是人或国家。使的本义为“命令、请求、发送”，主体和客体必须是人和国家。命令或要求通常是由当权者给其追随者发出。如：晋平公十四年，吴季札使晋。季札由国家派去进行外交任务，要求主体和客体都为有生命力的实体。

然而，如“寡人有弟不能和协，而使糊其口于四方”，句中“使”不再为“派遣”、“ 使用”的动作意义。再如“既往既来，使我心疚；故水旱不能使之饥渴，寒暑不能使之疾，妖怪不能使之凶；马病肥死，使群臣丧之。”这里的主体，已经从以前的人改变为“水旱”、“寒暑”、“ 马病肥死”等。“ 使”的致使意义逐渐成为主要用法。

而且，随着使役动词致因性的“致使”和“导致”的大量使用，句中主体对“使”施加的影响逐渐减弱，经常是一些非常抽象的事物或名物化成分。“ 让”从“谦让”等意思转化为使役动词，意思为“使让”、“允让”、“容让”。如“让人先行”，“爸爸让他把东西收起来”。“让”是常见的
对受使者施加的影响力较小的使役动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