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朱幼棣：“科学不能被垄断！”
大震的发生，我们往往会把目光集中到地震的预测和预报上，而鲜有人会关心背后的制度问题。
我国目前的地震测报制度处于一个封闭状态，而这种状态是否对本次雅安地震造成了影响，朱幼棣不置可否。朱幼棣说：“ 我不能说封闭式的预报制度对雅安地震有影响。但可以肯定的是，地震的预测和预报属于科学，而科学是不能被垄断的！”
朱幼棣 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曾为新华社记者，现任国务院研究室司长。著有《沉默的高原》、《 中国世纪大灾变》等。
地震是可以预测并预报的
“主流学术界推说地震不可预报，这就是赤裸裸的推卸责任！地震怎么可能预报不了！”朱幼棣一直强调地震是可以预报的。他认为，要做好地震的预测与预报，首先需要圈定可能发生地震（特别是强震）的区域与地震发生时间。
“首先，确定地震区域空间并不难。可以通过勘探活跃断裂带来确认。断裂带理论上应该都是地震多发区，所以历史记录中地震多发的断裂带自然要警惕。但其实，更需要注意的是处于断裂带上但又从来没有发生过地震的区域。”
朱幼棣举了墨西哥湾的一个例子。墨西哥湾的南部海岸曾经有一个强震空缺段，大约有50公里长，已经50 年没有显示地震活动了。但在1976 年，地震学家却检测到一系列小震活动。这马上引起了他们的警惕，这些科学家在1977年发出了地震预报。果然，1978 年11 月29 日，7 .8 级大地震在这个强震空缺段发生。
那大地震发生的时间又如何确定？
朱幼棣回答本报记者：“ 大地震发生时间，可以借助地震前兆来推测。因为大地震简单可分为两种：一种在大震前会有小震，称之为‘重复型’；一种就是毫无征兆地突然发生，称之为‘填空期’。”
“重复型地震”的典型代表，就是2010 年4月14 日在青海玉树发生的7 .1 级大地震。朱幼棣说：“在大震前2 小时，即5 时39 分，玉树发生了4.7 级有感地震，有的人在睡梦中惊醒，甚至跑出了房间。尽管大地震前已有小震，但却没有对大地震作出任何预报或预警。”
不能预报是因为“垄断”
为何没有作出预报？
朱幼棣认为这也许是因为“垄断”。我国并不允许私自发布地震报告，而地震专家们却因为学术分歧，不能在某些方面达成统一。
比如，中国地震学界对“前期小震”与“后期强震”之间的关系，就有不同的认识。有些专家并不认为这两者之间有关联。并且，现在的地震学过于依赖科学设备。但其实，在地质学当中，实地考察更为重要。
“虽然地质结构复杂，地壳活动无序。但是，在有经验、有责任心的研究员做了多次实地考察之后，是可以实现地震的预测和预报的。”
按照朱幼棣的观点，地震预报并不困难，但关键就在于国家能否开放预报权利给希望做地震预报的团体。这在国际上也有先例。比如地震频发的日本，就不仅仅依靠官方力量，还联合各研究机构、有实力的公司、个人等进行地震的预测和预报。地震预测和预报是一门科学，科学就存在许多未知的领域，也有诸多未了的争论。而要解决这些“未知”和“未了”，就需要所有人的努力。朱幼棣说：“科学，是不能垄断的！应该以更加开放的心态来对待科学。只有开放，才可使大量的地震研究爱好者投身到这一行业，才会推动我国地震科学的监测和预报。”
国际不能解决，我们能
“的确，现阶段的技术水平，地震预测和预报是一个国际性的难题。但是，国际没有解决，我们自己就不能解决吗？”朱幼棣在采访中引用了周恩来总理曾说过的一句话。
我国的地震预测和预报一度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场大地震——邢台地震之后，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会议室听取地震汇报时，多次问及能不能搞地震预报，地质专家李四光给出了肯定的答案。
朱幼棣说：“李四光的肯定是有道理的。因为确实可以通过测定地震应力变化的方法，来划定地震可能发生的危险区域。通过对应力等的计算大致判断地震的强度，集中力量进行不间断布控，以期对短期和临震预测预报实现突破。”
这一理论也得到了验证，李四光根据构造带去向判断，河间可能有较大的地震。果然，1967 年3 月27 日，河间发生了6 .3 级地震。
朱幼棣非常赞同李四光的观点。1969 年7月4 日，渤海海底发生了7 .4 级强震。渤海地震后，封闭构造带上的“锁”打开了。唐山、海城等方向的中小地震顿时纷纷活跃起来。
1975 年2 月4 日，辽宁海城营口7 .3 级地震就得到了准确的预报。
他说，在一个地震活动期内，可能存在几个被“锁住”的应力集中区，使大地保持相对的平静。其中一处破裂，发生了大震，局部卸载。应力沿着构造带向临近区域集中，使另一个应力区应力场加强，促使已有的断层加速蠕滑，导致一些强度较低的地点发生破裂——引起了一连串小地震的发生。这种中小地震已经大大超出了余震范围，突出在另一个相关或临近的构造带，成了另一次大地震的前兆。
朱幼棣提到，辽宁省曾组织群测群防网，这个队伍“土洋结合”，根据大地震即将发生的先兆，发出了临震预报。当时的政府在大地震即将爆发的时刻，组织疏散了群众，避免了重大损失。
地震爆发前一天，沈阳地震大队和辽宁省地震办公室研究员根据种种地质地震突变现象，发现可能是临震异常，明确提出营口、海城地区小震活动后面，可能要发生一次更大的地震。
2 月3 日上午10 时30 分，针对海城、营口县交界地区可能发生较大地震这一情况，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向各市、地革命委员会，沈阳铁路局、锦州铁路局、东北电力等单位，发出紧急电话通知，要求各地提高警惕，发动群众，认真做好预测预防工作，并对海城和营口地区提出五条防震要求。数十万群众冒着严寒，被紧急转移疏散到了楼下户外，街上村口。
2 月4 日19 时36 分，海城发生7 .3 级地震。这次预报终于赶在了地震前面。
地震预报挽救青龙县
然而，1976 年7 月28 日发生的7 .8 级唐山大地震则没有那么幸运了。
朱幼棣说：“ 在发生地震之前，唐山以及周边地区已经发现了异常。当时还专门召集了很多地震研究者到唐山进行情况核实。”
然而，1976 年4 月6 日，内蒙古和林格尔发生了6 .3 级地震，结果数百人组成的地震队伍被紧急调往内蒙古和林格尔，并在那里工作了两个多月。6 月底，该队伍返回唐山，但时逢雨季，影响了野外工作的进展，无法抢在地震的前面发出预报。
朱幼棣告诉记者，唐山大地震也并非完全没有预报。当时，唐山以及周边地区，已经设置了地震检测台站构成的测量网，其实已经预测到了这次地震，准确度甚至在震级和震中方面都非常接近后来的事实。连地震的时间都被圈在7 月26 日加减2 天，而且已经提前上报到了国家地震局。同时，北京地震队、河北地震队等均有紧急短期预报意见。
但分管华北地区的原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副主任梅世蓉说，“ 四川已经闹得不可开交了，津京再乱了怎么得了，北京是首都，说话要慎重”。每次上报唐山大地震相关数据，都被打回重新核实，最终酿成悲剧。
尽管当时整个唐山几乎在地震中尽毁，但却有一个小县城——青龙县由于提前做出地震预报，最大程度地挽救了人们的生命。
时任河北省青龙县地震办公室主任的王春青在出席了有关唐山大地震预报的一次座谈会后，立即召开紧急会议部署，并通过高音喇叭向村民连续广播震情和地震知识，以及地震预报。有的公社还集中基干民兵几百人巡逻值班。要求群众晚上不关门，不关窗户，以便有震情能迅速离开房屋。
有数据显示，唐山大地震发生后，青龙县损坏房屋18 万多间，其中倒塌7300 多间。由于事先有准备有预防，青龙县直接死于地震灾害的只有一人（注：官方数据为0 人死亡）。
而且，唐山大地震发生后，第一支赶赴迁安救灾的医疗队，就是河北省青龙县派出的。
据《人民日报》1996 年4 月15 日报道，新华社于1996 年4 月11 日从联合国发出消息称：“ 中国河北省青龙县县城距唐山市115 公里，但这个县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中无一人死亡。最近青龙县被联合国发展、资助和管理事务部列为‘科学研究与行政管理相结合取得成效’的典型。”
雅安地震应该可以预报
“汶川地震、青海玉树地震以及这次四川雅安地震，都处于龙门山地震带上。只要对龙门山地震带仔细勘查，应该可以预报这些地震。”在采访中，朱幼棣一直强调地震可以预报，谈到雅安地震和汶川地震时，也斩钉截铁地表示可以预报。
朱幼棣认为，这几次地震都发生在龙门山地震带，这是一个活跃地震带，如果平常注意监测和分析，不可能没有发现异常现象。
龙门山地震带以龙门山为中心，长300 多公里，宽60 ~70 公里，断裂自东北沿四川盆地边缘分布。是由一系列从北向东展布的，左行雁行斜列的紧密褶皱，和三条主干大断裂和次级断层系组成。自东而西，依次为龙门山前主边界大断裂、龙门山主中央大断裂和后龙门山大断裂。
有一种观点认为，越是强烈地震，越是特大地震，就越容易预测、容易预报。
朱幼棣表示，对地震的研究要从大地构造入手，划出危险区域，集中力量进行监测等工作。地震的发生是有规律的，形成强震都有一个应力累积的过程——这些都更像在创造一种思想和哲学体系。每一个人都是拯救自己的主人
制度之惑 封闭预报之过
地震预报，到底应该限定于专门机构，还是应该开放到民间？我国现阶段采取的是限定于专门地震监测机构的“封闭型预报制度”。
逐级汇报的封闭型制度，的确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因误报而引发的恐慌。但其弊端也不容忽视。
“政府唯准”导致漏报地震
1976年6 月，四川省发布了地震预报：在四川龙门山断裂带以南地区，要发生5 到6 级地震。这一消息引得四川省内大乱。许多人逃离本地，农民大量杀猪宰鸡，许多人提取存款，抢购商品，大吃大喝，简直是一幅世界末日的景象。
有人会讲：“ 人都怕死嘛，这种疯狂很正常。”但其实并不只是“人怕死”这么简单。由于我国采用封闭型地震预报制度，政府是发布地震预报的唯一合法主体，除此之外，公众没有任何其他渠道获得地震预报信息。
所以，平时几乎难听到地震预报的老百姓，在政府发布预报时，很难不往“情况严重”的方面想。
其实，如果一个国家的“主流”科学家们能够准确预报地震，封闭型是最为谨慎、快捷的预报制度，能够发挥最大的防震减灾作用。
但是，若这些“主流”科学家们存在分歧，不能统一意见，封闭型报告制度就会有难以避免的漏洞——政府强制力将导致错误决策。
在预报信息得不到专家一致确认时，地震相关机构一定会宁愿“漏报”也不愿“误报”，因为两者所承担的政府责任完全不同。
地震一旦被预报，政府就需要承担防震避险的组织管理工作。这意味着“危险区域”将进入非常状态，企业停工、商店关门、单位放假，社会正常的工作生活秩序完全被打破，社会经济功能陷于瘫痪。如果误报，对社会造成的影响，不是一个小小的地震预报部门可以承担的。
而“防震避险”往往是政府的强制性“准命令”，公众在原则上必须服从。按照潜规则，死伤人数的多少，是衡量官员防震避险工作成效的标准，因而，负责官员会强令全体人员撤离建筑物。
所以，负责地震预报的部门将会相当谨慎，宁可漏报而不愿误报，漏报自然就成了封闭型地震预报制度的常态。
“漏报”理所当然
5·12汶川大地震前的所有异常前兆，没人监测，没人注意，没人上报，也没人收集。汶川地震后，地震部门宣称，他们没有收到过任何关于汶川地震的短临预测“卡片”，也“没有发现显著的、大范围的、能够让地震学家们在现有科学水平上、依据现有经验作出判断的‘前兆异常’”。
宁可漏报而不误报，只进行“内部通报”。
这样做有三大好处：
一、履行了自身职责，算是对预测任务有个交代；
二、可以避免“有预报制度而没有预报”的尴尬，减少“宁可漏报而不误报”的负面影响；
三、可同政府一样，可以规避漏报和误报的风险。
由于地震部门承担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封闭型地震预报制度下，政府的地震部门是唯一合法的地震预测职能机构。政府投入大量人财物，为其装备最先进的技术设备，当然希望他们能够拿出准确或者较准确的短临预测。
结果并不如人意。地震部门承担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因为职责所在，他们只能勉为其难。如此一来，漏报、错报、虚报，就像影子一样，紧随其后，挥之不去。
无法完成的预测任务和尴尬处境，迫使地震部门采取消极作为的态度。其行为备受质疑、屡遭批评。不过，那些看似不合情理的行为，都是他们在封闭型制度条件下的“理性”选择，尽管这些选择对全社会来说是非理性的，
在发生唐山大地震漏报以后，确立了“地震不能预报”的基调，这是地震部门立脚的基础。有了这个基调和基础，大地震的漏报才可能得到公众和政府的谅解，地震部门的工作才可能取得主动，地震预测才可能放在探索的“框”内——偶尔有预报是探索，漏报也是探索。
正因为体制问题，邢台地震后的地震工作方针“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土洋结合”被完全更改。
上世纪70年代中期，“ 非主流”的“地震可预测论”开始受到排斥，但大体上还保持了合作框架。但唐山大地震漏报以后，原有的合作框架被完全破坏，“ 非主流”预测的理论、方法和手段遭到了相当大的“清洗”（清洗手段是“任其自生自灭”）。
最典型的是，李四光的地震预测理论被质疑，地应力预测方法被否定，地应力观测台站所剩无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