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大地震漏报 引发预报根本性变局

4月20日早上8点发生的四川雅安芦山7级地震，截至记者发稿，来自四川省民政厅的最新数据显示，已造成193人死亡、25人失踪、12211人受伤，199万余人受灾。世人再一次将目光聚焦在提前预报上。

自1976年7月28日发生唐山大地震以来，到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前的32年间，中国的地震预报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雅安行政学院地震预报研究专家李尚勇经过大量研究发现，中国地震从能提前预报，到“不能提前预报”，正是从唐山大地震后开始的。

地震可以预报转向地震不能预报

唐山7·28大地震的当天上午和晚上，最高决策层两次召见国家地震局领导。同时，又专门召见了在震前14天正式作出了短临预测的地应力地震预测专家黄相宁。这给国家地震局领导造成很大压力。

在7·28大地震之后的几个月里，地震工作者遭遇了非常尴尬的处境。唐山人满腔怨愤地认为，地震工作者失职、渎职！一封封愤怒已极的来信，飞向国务院，飞向国家地震局。他们要求法办渎职者，要求枪毙国家地震局局长。

没日没夜工作在唐山废墟上的地震工作者冷不丁就会遇上：雨点般飞来的石块、举着扁担追来的大汉、脏话、唾沫……他们的汽车被砸，他们的仪器被扔。

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的《唐山大地震》（钱钢著）显示，在公共场所，如果有人不小心暴露了自己地震工作者的身份，唐山人就会围住他们，向他们发泄心中的愤恨和怒火：“饿死他们！”“疼死他们！”“枪毙他们！”

面对压力，京津唐渤张震情的主管官员向最高决策层汇报说，唐山地震十分出人意外，震前没有出现像邢台、海城那样的前震。震前什么宏观、微观前兆都没有，故它是一次突发性地震。这种突发性地震是不可预测的，根本不可能预报预防。

在李尚勇看来，唐山大地震漏报的根源主要不在于科技水平和地震预测水平，而在于我国地震预报制度的缺陷。

然而，唐山大地震以后，有关方面并没有反思制度缺陷，并没有通过制度建设和体制改革去继续我国地震预测预报的辉煌。相反，这个制度的更为深刻的缺陷，引发了我国地震预测预报的令人痛心的变局。

唐山大地震的漏报，使国家地震局的官员承受着巨大压力，而地震专家也承受着巨大压力，内疚、痛苦、沮丧，甚至后悔。

然而，这个压力太大，它不仅没有转变为努力向上的动力。相反，巨大的压力与地震短临预报的高难度一起，最终压塌了我国地震预测预报体系。

虽然，目前还没有确凿的史料来说明国家地震局“180°转变”的细节，但是，已经发生的事实雄辩地说明，这种转变的确发生了。

唐山大地震以后，国家地震局控制舆论，统一口径：唐山地震前没有预兆，地震预报是科学上无法解决的问题。“地震不能预报”从此成为部门标准，我国地震预测预报的所有成绩，尤其是青龙县成功发布临震预报的成就，成为地震界的“禁忌”。

据地震预测专家耿庆国回忆，唐山大地震发生后，在中国地震界形成这样的局面，说地震不能预报的是科学家，说地震能够预报的是骗子。

本报记者从中国地震台网中心查询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全球范围共发生大小地震10 .33万余次，全球平均每天发生8次地震；其中7级以上地震458 次，全球平均每月发生一次大地震。在我国大陆境内，唐山大地震之后，到汶川大地震发生前，共发生了四次7级以上大地震。其中两次在青海，一次是1990年4月26早上9点37分09秒，震级为7 级；另一次是2001年11月14日早上9点26分09 秒，震级为8 .2级。除青海外，新疆于田县在2008 年3 月21早上6点33分02秒也发生了7 .3 级地震。这些震区由于人烟稀少，伤亡人数也相对较少。直到2008年汶川大地震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地震预报才再一次进入世人视线，但时隔五年，”地震不能预报“仍然没有被改变。

李四光地震预测方法被否定

李四光的“地震地质和地应力相结合”的地震预测理论被质疑，“ 地震地质—地应力”预测方法被否定。李四光的“地质力学”专业和课程在大专院校也被撤销。

1977年，唐山大地震的第二年，地应力被判为不予支持不予发展的监测手段。这意味着任其自生自灭，仪器坏了就得停。到1981 年，全国原有的100多个地应力观测站，只剩下10多个。取而代之的是用高精尖仪器布设的国家地震台网——主要用途是记录地震，并在震后迅速报出震中、震级等参数。

地震预测专家黄相宁电话告诉笔者一个历史细节：1970年代，西南地质大队在汶川县映秀镇（5·12汶川大地震的震中区）建有地应力观测台，该台当时曾为西南地区地震预测提供了许多重要数据。1980年代初，该台被迫撤销，以致汶川8 .0级地震的地应力数据缺失。目前，在整个西南地区，真正的地应力观测台站一个也没有。

以预防为主，专群结合等被否定

“以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土洋结合”的方针被否定，群测群防“自生自灭”，所剩无几。

据黄相宁回忆，1980 年前后，在泉州开了一次会，就把群测群防的土地电、土应力、土地磁全部否定了。今后在地震系统，一律不开展这种方法的观测。

山海关一中退休教师吕兴亚的水氡观测点是唐山大地震后少数幸存的群测点。从1970年到张庆洲采访他的30年间（1998年退休），吕兴亚一直坚持水氡观测。他每天骑自行车往返17公里取水样，然后化验、记录、画图，从未间断。他的“报酬”是，从1980年代起每天0 .1元，1990年代末涨到每年360元。

“非主流”地震预测处境艰难

2008年第6期的《中国国家地理》刊登的一篇文章《地震预报：科学的世界难题》（刘晶记者采写）显示，1980年以来，黄相宁的地应力地震预测小组在地应力观测站所剩无几的情况下，继续坚持地震预测，并多次基本准确地作出了年度和短临预测，但成功率难以提高。黄相宁说：“ 我们预测的准确率不高也有数据来源太少的原因，由于上世纪70年代以来，地应力台站相继撤销，我们借以收集地震信息的手段就大受限制。”

由于“主流”科学家关注的是地震活动的物理细节及其规律，纯理论研究（而不是预测研究）占据统治地位，再加上地震预测的高风险（成功率太低）和“地震不能预报”的部门标准，诱使大批新老地震工作者逐渐远离了地震预测，而且，重大或重点地震科研课题也越来越远离预测预报。

凤凰电视台电视片《唐山地震二十九年祭》引用资深记者顾迈南的话说，1980年初，由于指导思想上轻视实践的观点尚未得到根本的纠正，人力物力等方面还得不到应有的支持。有些水平较高的科技人员已经或正在脱离观测和预报的第一线，逐渐往所谓的“纯”理论研究方面转……这些都使震情的监测和预报工作受到了削弱。顾迈南、刘剑钊和郭远合著了一本名为“地震预报——一个不容忽视的重大课题”的专著，详细记录了其中的细节。

地震预测专家耿庆国回忆，唐山地震后，在中国地震界形成这样的局面：科研课题远离地震预报的是聪明人，结合地震预报搞科研课题的是傻瓜。

我国地震短临预测水平不进反退

唐山大地震后30 多年来，即使经过了改革开放的体制大变革，我国地震预报制度的主要缺陷依旧，而某些缺陷弊端更甚。由于否定了“非主流”预测方法，否定了“以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土洋结合”的方针，否定了群测群防，也由于一大批优秀地震预测专家远离了地震预测，地震科研远离预测预报，我国地震短临预测水平不进反退。

2006年初，地震预测专家黄相宁接受凤凰电视台采访时说，唐山的灾难在今天的中国不可避免，因为现在中国没有当初的预测预报能力。“今天中国的地震预测预报的水平，我认为比唐山地震之前，大幅度地下降、下滑。

同年7月，在《新闻晨报》有关“纪念唐山大地震30周年”的报道中，黄相宁更是语出惊人：不排除当今还会发生唐山那样大地震的可能，类似唐山大地震的悲剧仍可能重演。

果然，地震预测专家不幸言中。在他说出那番话不到两年，2008年5月12日14 时28分，四川汶川发生8 .0级大地震，震前没有短临预报示警。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8 年8 月11 日12 时，“5·12 ”汶川大地震已造成69225人遇难，17939人失踪，374640人受伤。其中，中小学生死伤最为惨重。

汶川大地震漏报的制度原因，同唐山大地震的漏报基本相同，而且，它还是唐山大地震漏报引发变局的直接后果。

有人曾总结了自然科学史上的这样一个“规律”：只有当某一学科的权威学者去世以后，该学科才有可能突破禁锢，走出徘徊停滞的困境。例如物理学。

然而，地震科学人命关天。普通学科的徘徊停滞大不了推迟人类文明进程，但地震学徘徊停滞，却往往以成千成万鲜活生命的瞬间消陨为代价。而且，这样的悲剧，在我们这个星球上，正在一次次地反复发生。

中国地震预报纪要（三）

“主流”排斥“非主流”

1971 年4 月，地质力学泰斗李四光在北京逝世。此后，他的“地震地质和地应力相结合”的方法明显受到排斥，在李四光直接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地质部地震地质大队的工作开始走下坡路。1975 年（距唐山大地震1 年多），唐山地震危险区的跨断层微量位移测量被迫停止，原因是“不给经费了”。

按照当时的地震预报制度安排，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是我国地震短临预报的决策部门。

在形式上，先由各省级地震部门提出短临预测意见，然后由各省市政府发布短临预报。但实质性的环节是，任何一个省市大地震的短临预报，都必须得到国家地震局的同意，而国家地震局又必须征得分析预报室对短临预测意见的认可。

由于首都圈地震预报事关重大，国家地震局专门成立了一个协作组来管理京津唐渤张的震情。

在这种背景下，唐山所在的河北省地震局差不多成为协作组的下属，其“省局”的职责职权被削弱。而分析预报室事实上担负起发布京津唐渤张短临预测的职责。

当时主管京津唐渤张震情的最高官员是分析预报室的一个副主任，她是我国当时的权威地震专家。

她坚信“东部无震”，即“主流”派。

我国当时地震短临预报的决策权形式上高度集中于国家地震局领导层，但实际上是高度集中于主管京津唐渤张震情的最高官员一人。

持有不同观点的人不能进入决策程序，那他的观点就不可能成为决策内容。非常遗憾，唐山大地震短临预报的决策正是如此。

在国家地震局7月27日上午的紧急震情汇报会上，她不明确表态认可“非主流”派汪成民汇报的唐山临震异常，国家地震局的短临预报决策程序就不能启动，局领导也就不能按程序向国务院汇报。

在“东西之争”中，该主管官员是主张“东部无震”专家的代表。在学术范围内，在决策范围外，她的观点不能左右整个地震学术界，但在决策程序内，她的“东部无震”学术观点基本上左
右了国家地震局领导决策层。

虽然学术争论是平等的，但主张“东部无震”的专家、官员掌握着地震预测预报的决策权，在预测业务中明显处于主导地位。

被堵塞的上达通道

虽然，国家地震局领导在学术领域内包容了“东部有震”和“非主流”专家的意见，但地震预测预报制度却缺少能够兼容学术分歧的制度安排。

历史证明，“东西之争”的专家们对于他们各自强调的地区的预测来说都是正确的。

虽然“东部无震”专家对于京津唐渤张地区地震趋势的看法是错误的，但他们关注川滇抓8 级大震的基本思路却是正确的。

这可以用1976年5月云南龙陵7 .4级地震、1976年8月四川松潘7 .2级地震来证明。同样，1975 年2月辽宁海城7 .3级地震和1976年7月唐山7 .8级地震、天津宁河6 .2级地震、河北滦县7 .1级地震证明，主张“东部有震”的专家关注京津唐渤张强震也是正确的。

如果中国的地震预测预报制度有兼容学术分歧的制度安排，能够让持有不同学术观点的地震专家都有机会、有条件关注自己主张的危险地区，并分别主持（主管）自己关注地区的预测预报工作，或者国家地震局能够同时组成两个工作班子，分别关注东西两个地区，并赋予两个工作班子同等层次的地震预报决策权，那么，我国地震预测预报的历史极有可能重写。

同样，如果掌握了地震预报领导权和决策权的“主流”专家能够兼容“非主流”地震预测方法，而不是粗暴地排斥、阻挠，不屑一顾，那么，我国地震预测预报的历史也有重写的可能。

当时的制度安排不允许同时关注东西部，而主管东部震情的官员又确信“东部无震”，且对“非主流”预测方法不屑一顾。

在既有的制度安排中，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是通往国务院的唯一渠道或关卡，而通过分析预报室审核的地震短临预测是国家地震局上达震情的基本形式。如此的制度安排，在紧急情况下往往阻塞了震情上达的渠道。

1975年2月辽宁海城地震之后，气象地震预测专家耿庆国几次呼吁，华北还可能发生7 级以上地震，但他的意见无法通过国家地震局的关卡向上报告，于是，他就直接通过新华社“内参清样”绕过国家地震局向上反映。京津震情分析组长汪成民也利用出席国务院、国家计委一些重要会议的机会多次向有关领导报告京津唐渤张存在的强震危险。

耿庆国的“擦边球”使京津唐渤张震情主管官员非常不满，说：“胡闹，给我捅娄子。”

如果说，平时还可以通过“擦边球”上达震情，那么，在强震临震的紧急情况下，此路不通。

从1976年7月14日北京市地震队向分析预报室电话告急到7月26日没有结果的紧急会商会，再到7月27日黄昏（7·28大地震前几小时）在北京市区发现临震异常，并得知“廊坊水氡出现突跳（典型的临震预兆）”，耿庆国没有第二条途径告急。

从多次呼吁局领导听汇报未果到7 月22 日贴大字报示警，从7月26日与北京地震队没有结果的紧急会商到7月27日上午的同样没有结果的最高级别震情汇报会，汪成民也没有第二条途径告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