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猪漂浮黄浦江，新的禽流感现于江南，世人的目光集中到了嘉兴。这是华东地区的重要生猪产区，每年饲养量已超过700万头，也是在紧邻黄浦江的水系上游所在地。

在中国，养猪超过50头，就被归为“规模化养殖”了。2001年，这样的猪场出栏量占中国总量30%，2012年占到了70%——十多年间，规模化程度迅速提高。即便如此，50头以下的养殖户还是占养殖户总数的95%。中国70%的猪肉，仍由5%养殖者提供。

对于这6000多万户人家来说，养殖无须纳税，只要在市场上购买仔猪或母猪，自行搭建猪舍就可以了。中国养殖业在传统农业向现代产业转型中，无法为如此分散的“千家万户”设定准入机制。在猪圈里撒草木灰消毒，找民间子承父业的“兽医”来阉割或接生，是他们奉行的养猪方法。这些方法在中国流传千载，可今天面临着自然环境、市场环境和疫病情况日渐复杂化的挑战。带来的最大问题是环境污染，疫病难以控制、中国肉类品牌的信誉下降。

预计10年之后，中国猪的商品化率将达到90%以上。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千家万户”的养殖形态还将存在相当长的时间。中国农业的组织化形式是全世界最落后的，完全没有组织。中国农户单枪匹马地面对市场风险，更无法集中应对防疫问题。

在今天的中国，种猪就很难杜绝病源。不但无法垂直净化，而且很多小猪刚出生就有病原潜伏。香港提出取消活鸡交易这一立法目标时，反对者举行游行示威。几经反复，终于实现了肉鸡的市场宰杀。买主挑好了鸡，在市场完成宰杀，拿回家去，而不是买主拿回家自行宰杀。在中国内地，城市和建制镇基本做到了定点屠宰，但是农村距离这一目标还远。

中国养殖的消费方式、生产方式都不利于疫病防治，加上千家万户、小规模、疫情报告不及时，中国养殖业为防疫付出的成本很大。

最后，不容忽视的一点就是在中国，兽医几乎称不上一个职业。

在一般国家，兽医队伍中人数最多的是职业兽医，其他是教学、科研人员，还有少量官方兽医。而中国正好相反——职业兽医只有4万多人，官方兽医队伍有40万人，他们的工作是检疫、监督重大动物疫情、组织防疫。所以，中国疫情的严重性、潜伏性也在全球居于首例，无论是国家监管还是养殖户，根植于疫情背后的必然是环环相扣的体制问题。

（作者系中外对话北京办公室副总编、本报特约评论员，本文专供本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