厘不清使用权何来转让权

权力的范围已经成为人们心里固有的概念，近来，从“唐慧案”中民意涌动，到“再穷也不能穷干部”的荒唐指示，再到南京城管升级引发的行政体制改革的全民大讨论，都重新审视着这些模糊的权力边界。历代的教训告诉我们，滥用的权力，最终都会成为形成暴力的前缀。不幸的是，权力的模糊边界却符合大多数人的印象。久而久之，就会习非成是，乃至被制度化。

社会阶层固化就会形成职业世袭化，官则恒官，商则恒商，已经演变得越来越严重。在“不成文规定”之下，一切利益都优先考虑权力阶层自身。“优先解决干部子女的工作问题”等说法，其实便是职业世袭化的制度设计，并以“ 拼爹”的形式公然存在，而这一切显然是以突破“逢进必考”的制度底线为前提，是“程序围绕结果转”的敷衍与应付。刚性的人事规定变成了摆设，严肃的考录程序变成了游戏，并因此成为最大的“隐性福利”，这是赤裸裸的“权力自肥”。由此导致底层向上的通道堵塞，社会公平的基础被破坏，规则失范之下便是社会秩序的混乱。

荒诞现象究竟是如何酿成的呢？其实并不奇怪——这只不过是对孟德斯鸠、阿克顿、休谟等人所总结的“权力定律”的验证。孟德斯鸠总结道：“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阿克顿则强调：“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休谟对世人的提醒更直接更极端：“在设计政府制度、确定制约控制时，应把每个人都假定为无赖——在他的全部行动中，除了谋求一己的私利外，别无其他目的。根据这些定律，如果对权力的监督稍有松懈或疏漏，其运行就有可能偏离方向，官员的私心就有可能膨胀；如果官员恃权自利自肥一直不被纠正，久而久之，“再穷不能穷干部”就会习非成是，乃至被制度化。更可怕的是，这种观念无论是官还是民，都在内心里习以为常。

30年来，国家转型在继续，但底层个体命运的转型却在逐渐陷入停顿。职业世袭化不是空穴来风的猜想，而是真切的现实，所谓的“富二代”、“穷二代”或“官二代”，实际就是这种身份属性下的职业标签。当阶层日渐固化后，彼此难以形成交流和互通。于是，仇富、仇官与厌穷就同时存在。

更重要的是，利益垄断和权力自肥之下，将会形成庞大的利益集团，并形成强大的改革阻力。使各种矛盾积累并致积重难返，改革和发展就会陷入停顿。要打破权力垄断与营私，就必须从强化权力约束入手。实现权力运行透明化，打破既得占有格局，已经容不得回避和忽视了。

（作者系国内独立时评人、本报特约评论员，本文专供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