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占洋感觉这个春天来得特别早，这是五年来的第一次。他很久才醒悟过来，这是因为自己已经身在暖春三月的重庆，而不是北京。去年年底，他关闭了自己在北京的工作室，正式地结束了自己的北漂。作为上世纪90年代就已获奖无数的川美雕塑系老师，他早在2008年就开始将主要创作地迁到北京。

李占洋不是孤例，画家王波也在停画十年之后于2010年去北京，寻找展示自己的机会；青年艺术家彭博2006年从川美一毕业就去了北京，那个他向往的“充满艺术氛围的城市”，现在他们都回到了重庆，这样的人最近几年在重庆越来越多……他们的身上虽然都贴着北漂的标签，但生活轨迹和心路历程却不尽相同。

 决定奔向北京去

想着那边是更广阔的天地，文化信息、展览信息都更丰富一些。——李占洋

“2008年4月20日”，李占洋脱口而出，其实他很清楚地记得这个日子。那一天，他去了北京，去了那个他像过客一样，因为展览等活动多次去过的地方。

彼时，39岁的他刚完成一套很有代表性的复杂群雕作品《租-收租院》，准备将这套作品运到北京做展览。由于这套作品体量很大，有近40个人物（该作品用近40位当代艺术圈的现实人物替换了《收租院》原作中的人物），运费需要二三十万，如果展览完毕又运回来，又需要这么多钱，而在北京租下一个1000平米的工作室一年也只要二三十万，“ 还不如租一年工作室试试”。当时，他的作品出售市场也主要在北京，并且“行情不错”。

当然，这位在圈内已有一定知名度、毕业后在川美任教多年的艺术家也想去北京看看，“ 想着那边是更广阔的天地，文化信息、展览信息都更丰富一些”。由于教职工作、家庭都还在重庆，他开始了四年重庆北京两地跑的生活。

王波是在2010年决定去北京的，那之前他开了十年公司，本打算用积蓄一直支持自己在北碚生活、绘画。结果物价涨得太快，存款已经越来越不经用，加上朋友和合作机构的推荐，他决定还是去北京。“画了这么多年，也想找机会展示一下，自己同时也想吸收些新的艺术思潮。”

2006年，彭博在毕业展卖掉了他的绝大部分作品，揣着第一桶金两三万元钱就去了“向往”的北京。当时的川美，一个班二十几个人大概有七八个人去。彭博也因为之前在那里做过展览而“向往”那里“艺术家们聚集在一起、每到周末就有很多展览”的氛围。

变化进入瓶颈期

本来发展得很健康，不知道怎么回事，2010年突然中断了。——彭博

一开始，北京的确给了刚毕业的彭博很大的机会。这个刚毕业的小伙子从2006年到2009年一直保持着每年有两三个展览，作品还被深圳美术馆、上海当代艺术馆收藏。到了北京，参加了越来越多的展览，彭博发现自己作品中使用的细胞元素与其他艺术家有相似之处，“ 当大家一起展览的时候甚至会有些尴尬”，于是他试图探索新的元素，比如细胞形成的抽象玩具，细胞落脚的土壤、背景等，刻意规避与别人的相似性。

眼看着就快找到自己方向的时候，彭博的艺术道路却突然中断了。在2009年12月参加完“生化－虚实之间－动漫美学双年展”之后，他便再没有收到任何展览的邀约。

2010年一整年，没有任何展览，他心里产生了巨大的落差。“可能大家对我的要求也比较高，而他们可能认为我在创作上那几年都没什么突破。所以莫名其妙，就断了一年”。

“那段时间，我每每创作都找不到想要的那种感觉，也没有出什么作品。我曾回想过很多遍都找不出具体的答案。”他说原因可能是自己兼职的艺术家助理的工作和越来越多的社会活动压缩了创作时间，但以往无论多忙，都有一种想要在艺术上有所成就的内动力在支撑。2010年这种内动力终被时间的碎片打垮，“在碎片化的时间里，创作的‘气’总是很容易中断，中断了就再也提不起来”。

创作上感到受益不深的还有李占洋，2008年到北京之后，他把自己安顿在通州一个偏僻的农村。重庆黄桷坪多元化的社会圈子曾让他创作了《打架》、《车祸》等一系列场景性和戏剧性的代表性作品。离开这片土壤，转而到了清静的地方，他却“没有适应那里的节奏”，北京大而交通拥挤，黄桷坪小而交通便利，这导致他不太经常出门聚会。“再加之我母亲去世，内心更加孤独”，所以出现了《寂静》、《荒山》等带抽象性的作品，以《寂静》为例，作品表现的是他每天回工作室会经过的小树林，是他之前艺术生涯中“罕见的一件纯主观、纯抽象的青铜雕塑”。

但对创作上的这些变化，李占洋认为“苗头不大”，没有太多地受到认可或承认，也没有更好的作品出来，他感到自己并没有预期的那么成功，“作品没有重要机构收藏，没有参加更大的展览”。
 

落差错失了时机

我以为会有很多机会，也确实如此，但各方面因素使我与这些擦肩而过。——李占洋

彭博一去到北京就有一个不错的机会摆在他面前，那是一份艺术家助理的工作，他顺手兼职下来，不能说没有私心：一是每个月有几千块钱的稳定收入；一是这工作没准会给自己带来一些“机会”，帮助他认识更多的人。

但情况却相反，那些新认识的人“只是表面上打打招呼而已”，不仅没有给自己带来机会，“ 往往还要避嫌”。

原来向往中的很多展览、很多艺术家、很多交流，也与想象有落差。“随着认识的人越来越多，应酬也越来越多。有时候为了看一个朋友的展览跑很远，花了不少钱和时间，却只吃吃饭、聊聊天，没有深入地聊……有时候抱有很大的希望，但是去了发现挺失望的。”

李占洋则一直用“力不从心”来形容在北京的状态。他说，“我本来抱有很大的一个梦想，但不顺利，”创作力度并不如在重庆时“运用自如”。由于在重庆还有教职工作和家庭，他本来待在北京的时间也只有一半，这一半中的大半又被其他事占据了。比如他曾有段时间为其他雕塑家做“行活儿”（就是机械地做一些复制作品或者接一些商业业务，非自主创作）。

他认为不是机会没有想象中多，而是自己没有把握这些机会。“北京是个竞技场，不是练武场，我觉得我在北京这几年没那么成功——肯定是不成功的，要不然我为什么回来——不是很残酷啊什么的，虽然也有这方面元素，是自己没准备好，机会好也没用。”

在王波眼里，北京与他所想的有落差的地方在于，那里人们看上去过得很好很小资，心里却都是浮躁与孤独。他感到这里都是“一群在孤独地奋斗着的人”，都带着“掠夺心”，“哪怕每天晚上都和哥们儿喝酒，你依然感到孤独。”包括他自己也被影响了，变得有些浮躁，没有生活的踏实感。

困境混不熟圈子

那里必须要去混，不混所有的机会都不会落在你身上。——王波

王波预期中是要在北京做到业内“小有名气”，他认为按照中国的特殊国情，只要在北京出名了，在地方上就很容易了。那两年他的作品受观念艺术的影响也确实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但他发现自己“越接近目标的时候，发现目标越来越远”。

“因为发现越接触水越深，给自己的压迫感很大，非常不爽。北京的艺术圈是需要混的，艺术家不是单纯通过奋斗就能得到认同，它很复杂，包括社会关系、学术关系，不是公开的，带操作性的，就像混官场，就像混生意场一样的”。他与画廊共同尝试着做过几个展览，但后来他并未进一步进行“私交”。

他称自己只参与正常交流，不愿意“混”这个圈子，“ 要像以前做生意一样去攻坚一个项目，还不如回去做生意。前呼后拥，有吃有喝，还有钱赚，不然我做什么艺术”。

可他面对的问题是，画廊选择的要么是已经成名的艺术家，要么是画廊判断出的有潜力的年轻艺术家，“ 可以随意地包装的年轻艺术家，有很多噱头，顺便那些画也能卖钱，能收获一些经济利益”，而他自己这样的中年艺术家则境遇尴尬。他这种年纪对于画廊来说很难改变，也不愿意改变。

他一度也曾很希望符合画廊的要求，让作品“不要太东方，要更神秘”，因为“画廊很强大，普通的艺术家只是鱼肉，要想追求艺术又功成名就就得依托好的机构”。但尝试了几次之后他还是放弃了。

“我没法画出血淋淋的或者很暴力的东西，来宣泄一种政治立场。其实我的作品里也有批判，不一定要去展示其破坏才叫批判，揭示它的美好也是在唤起人们对它的保护，也是批判意识。”王波说。

正如李占洋所说，“北京实际上是圈子化的。”所以不混圈子对于艺术家来说很难生存，王波看着自己的画越堆越多，心里也越来越焦虑……

现实养不起艺术

也没什么积蓄了，这是现实问题。——彭博

“我每天就像上班族一样坐在电脑前，名义上是在处理文件，实际上是在玩电脑。从月初等到月末发工资……”彭博这样形容自己在北京的2010年。他说：“再这样混下去我觉得年龄也大了，这几年可以勉强称作青年艺术家，再过几年呢？而且那时候跟父母的交流越来越不那么自信了，自己都不能说服自己留下。”为了打破这种状态，他决定辞职，“有点像破釜沉舟，干脆什么干扰都没有，工作也辞掉了，潜心创作”。

摆在他面前的另一个现实问题是“当时已经没什么积蓄了”。由于重庆的生活成本更低，他决定回重庆。

李占洋也算了这样一笔账，从去北京起，他的收入上涨伴随的是更大的开销的上涨，再算上在那里的精神压力，他肯定自己“亏了”。想想这两年投入不少，“但如果继续坚持下去，可能就涉及到更多经费问题”，在北京，他每年工作室租金取暖的消耗就是 30万。加之艺术创作上不尽人意，他决定离开那个让他一直都有“陌生感”的城市，回到重庆。

“生活随时都在提醒你，一切都提醒着你：囊中羞涩、事业没有很大的成就。”王波如是说。本来卖画应该是常态的经济来源，却变成了卖一幅画还要兴奋一阵子。虽然他的作品销售收入能够勉强维持自己的开销，但他的家庭开销仍然不够，“ 我也需要造血”。

而且他认为即使自己真的达到了有稳定的画廊代理其作品的销售，他也想要回到重庆，对他来说，尝试过做纯艺术的日子，有那两年就已足够，他需要真实的生活，“ 而北京不适合生活，它只适合打拼……而我们这类人再去打拼，以打拼为目的，是不现实的”，于是为了他所谓的“生活”，他果断地放弃了北京。

现状离不开北京

还是可能会回去，回北京出名去。——彭博

王波回来的第一件事是做了一个自己的艺术空间——“崆闲艺术生活馆”，这两天正忙着开业。他将在创作的同时把作品、私人收藏放在此处销售，同时也是自己的一个艺术沙龙场所。他认为这是可以兼顾生活与艺术最好的选择。

其实，他的作品以老民居为主要题材，在北方能得到的共鸣不如在南方，这也是他离开北京的因素之一。

李占洋曾说：“如果能往下待五年……安全地待上五年，我就会有个起色。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对艺术家太重要了”。但从2008年4月算起，他并没有待到五年。他总结自己的这一趟：“没得到什么，也没失去什么，仅是多了种体验。”

一直以来，他的作品绝大部分是在北京卖出去的，重庆几乎没有销售，所以在未来北京依然会是其作品的主要去向。

彭博也是如此，回来这两年，他仍参加北京的展览，通过过去的积累销售作品，而在重庆本土几乎没有销售。虽然他也与重庆的画廊如“岭空间”合作过，并且认为自己给出的价格蛮低，但仍然没有销售。“也许重庆人买我这一类型画的人喜欢去外地买，也许他们觉得我的作品没有价值，反正重庆缺乏这方面的土壤。”彭博说。

他说自己仍然很有可能“杀回北京”，即使那个地方曾让他处于“每天都在担心手机怎么还没响、是不是被遗忘了”的焦虑中，即使他和其他两位艺术家一样更喜欢在重庆的生活。他还是很可能，“ 回北京出名去”。

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为这两年他经过沉淀，创作回到了“用空气中的悬浮物、微尘、细胞等为主要视觉符号探索生命与空间的关系”这条确定的、稳定的道路上，展览数量、质量都有增加；另一方面，如果不回北京，做展览很不方便，比如画廊选择外地艺术家会承担运输成本，他与画廊就会多一重阻碍，在重庆他也无法直接与北京的藏家或批评家交流，“ 也担心人走茶凉，被北京的艺术圈子遗忘”。

“比如古根海姆艺术馆馆长来转工作室，每个工作室20分钟，他们肯定只选择北京的艺术家，你如果工作室在重庆，根本都不会通知你，不管你作品有多好。”彭博说。至于何时回去，他认为，还是要等待“经济实力的成熟”。

文/ 本报实习记者 席郁兰（图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