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家书屋工程是国家确定的农村重点文化惠民工程之一，从2007年推行至今已近6年，中央财政累计为之安排资金 59亿元。2011年，重庆“农家书屋”建设较全国提前一年实现全覆盖，走在了全国前列，建成的近万家农家书屋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智囊库”。

然而，在这些成绩的背后仍存在隐忧。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图书管理员兼职，农村空巢现象，管理费用无着落，硬件设施难达要求，藏书种类以及借阅结构失衡等问题都掣肘着农家书屋作用的发挥。即使花了大价钱，重庆农家书屋的“笼”也难以装下农民阅读需求这只“鸟”。

村干部兼任管理员

从外表看来有几分书生气的李浩国，是潼南县古溪镇下石村的计划生育专干。从2012年初起，李浩国领受了一项较为烦琐，但他却乐此不彼的工作任务：担任该村农家书屋一处外借点的管理员。

“按照上面的要求，每个村至少要建立三个图书外借点。”古溪镇文化站站长颜兴建代表镇里下达任务时对李浩国说，“你只需负责其中一处外借点的管理，外借点要建在人口相对集中的地段，且需要全天候地对外开放。”颜兴建还特意强调“此项工作没有报酬”。

既然是上面派下来的任务，在李浩国看来，不管多难都要想办法完成。

外借点建在哪里？是李浩国领受任务后一段时间内颇费思量的难题。他最后想到自己的家，可又在瞬间将这一念头掐灭。“当家的同不同意都应该与她商量一下。”李浩国心里盘算着如何做妻子的工作。

因为妻子对他干计划生育专干这个工作很有意见。“成天不着家，得罪人不说，还费力不讨好。”是妻子经常唠叨的一句话，这想起来就让李浩国头痛。

“我想把村里的农家书屋外借点建在咱家里，给乡亲们有个看书的地方。你看行不行？”让李浩国没有想到的是，妻子没等他说完就打断了他。

“这事还商量啥子哟！孩子们都读大学参加工作了，屋里空着也是空着。”妻子对李浩国说，“这样一来，你这个书虫也可以着点家了。”

看到顺利地过了妻子这一关，李浩国第二天一大早就赶到镇文化站，把上面配发的铁皮书柜和100多册图书搬到自家堂屋里。

“在重庆市，像我这样由村干部兼任图书管理员的情况很普遍。”李浩国说。

确实如李浩国所说，重庆某高校的研究人员曾对渝西、主城、渝东南、渝东北地区66个村的农家书屋做过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农家书屋兼职人员的比例达到94%。

这位研究人员说：“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顶层设计是‘农家书屋必须由专人管理’。看来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有关规定在重庆的农家书屋建设中打了折扣。”

借书者寥寥无几

李浩国的家所在的下石村五组，地处潼南与四川蓬溪交界，是该村十个村民小组中相对偏远的一个。由于自家的位置处在村民小组的中心，在没有担任村文书和计育专干前，李浩国曾有在家开办小卖部的想法。

在李浩国看来，将外借点设在自己家里的一年多来，“并没有增加自己和妻子多少工作量”。因为借书的人太少，这一点让李浩国没有料到，也让他有些失落。他借此让自家的院子热闹起来，妻子不再数落自己不着家的目的近乎落空。

这情况在下石村其他外借点同样存在。从下石村村主任蒋红兵提供的借阅登记簿可以看出，日均借阅人次普遍不高，每天借阅量超过10人次的很少，日均借阅量没超过5人次，甚至有些工作日借阅量为零。

“现在留在农村的大多是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和未成年的小孩。年轻一点的都到城里头或沿海地区打工去了。”李浩国把到外借点借书人少的原因归结为村里年轻人太少，“留守的老人和小孩多半不识字，没有养成读书的习惯。有些书留守老人和小孩根本就看不懂。”

在2013年初，李浩国和其他外借点的管理员，将这一情况通过村委会逐级反映到古溪镇党委和潼南县文广新局。

“这在潼南普遍存在，并非古溪一个镇才有。这个问题在全市和全国农村也带有共性。”刚从潼南县文广新局新闻出版科科长位置上退下来的汤洪接受采访时说。

“其实，农家书屋的效果并不理想。”汤洪也不否认农家书屋后续效果不好的现实。

为了安抚李浩国及其他外借点管理员的情绪，以让他们把这份没有薪水的工作继续干下去。2013年4月初，到任时间不长的古溪镇党委宣传委员吕雪阳在颜兴建和蒋红兵的陪同下，走访了设在李浩国家的图书外借点。

“如果不一处一处地抓落实，否则被抽查到出了纰漏，在年终考核时会被扣分。”吕雪阳对颜兴建和蒋红兵再三叮嘱说，“不管现在借书人有多少，借阅登记簿都不能搞假。”

检查组到李浩国家探访


管理费用尚无着落

吕雪阳的努力，实际上是为了应付汤洪等人的检查。每到三四月份，汤洪就会和从其他部门抽调来的检查组成员挨个检查全县的农家书屋。

“全县共280多个农家书屋，必须在两个月内全部走到。这样做的目的只是不让农家书屋工程流于形式。”汤洪说，“几年中，我们跑坏了两辆车。检查中一个很深的感触就是，因为没有固定的管理费用，市里规定‘每周40个小时的开放时间’在农家书屋很难落实。”

于是，检查成为了促进制度落实的唯一途径，这在相邻的铜梁县和重庆其他区县也是如此。“在农村，特别是在山丘地形占主要比例的重庆农村，要逐一检查农家书屋及其外借点，并非易事。”铜梁县文广新局的胥朝洪说，“ 这样的检查容易成为只能管一时，不能管长远的工具。”

重庆市新闻出版局原局长杨恩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到2011年底时，重庆市提前一年完成了农家书屋的建设任务，在全市范围内建起了9699个农家书屋，图书外借点29047个，被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认可为农家书屋建设的“重庆模式”。即使这样，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对重庆的检查督促也在不间断地进行。

2012年3月，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办公厅巡视员侯正新就率领督查验收组，直接对渝北区大湾镇的 5个农家书屋进行了检查验收。侯正新认为，要“延长开放时间, 创新管理水平”，让更多的农民在更加方便的时间看到想看的书籍、学到想学的知识与技术，切实解决农民群众“买书难、借书难、看书难”的问题。

在潼南县文广新局局长杨春看来，“只有专业人才，才能创新管理水平”。就这样，作为潼南县为数不多的副研究馆员，潼南县图书馆副馆长张瑶被借调到县文广新局负责全县农家书屋的具体实施和管理。

“要延长开放时间，让图书管理员按月领工资，每天像图书馆的馆员一样为农民提供服务，似是可行的办法。”即将调任县文广新局广电科科长的张瑶认为，“但这样一来，每月市、县财政就会增加一笔数额较大的开支。”因此，一些区县只能以发放补助的方式调动农家书屋图书管理员的积极性。

“在一些财政状况较好的主城区，图书管理员有一定数额的补贴。”汤洪举例说，“ 沙坪坝去年就给图书管理员发放了1000元的补助。”

在经济条件相对较差的渝东北、渝东南地区，像酉阳县酉水河镇每年给予农家书屋图书管理员600 元补助，只是个特例。“尽管如此，我们也只能保证7 个村的农家书屋按规定的时间对外开放。”酉水河镇文化站站长彭开福说。

“如果没有经费做保障，每周开放40个小时的要求，一般情况下很难落实。”地处渝东北咽喉要地的梁平县礼让镇文化站站长廖建仁说，“由于没有经费，管理人员在岗就很难保证，开放的时间长了，只有由村干部轮流兼职当图书管理员了。”

农家书屋备有登记簿

硬件配置难达标

“除了外借点可以建在村民家里外，作为农家书屋工程建设主体的书屋本身，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要求‘每个农家书屋的面积不得少于20平米’。”巴南区委宣传部副部长赵正荣介绍说。

赵正荣认为，20平方米的面积，作为一般人的居住空间可能足够了，但作为一个农家书屋，显然不够。

有关高校的研究数据显示，重庆市大多数农家书屋的屋舍面积为20～50平米。这大致符合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要求，但实际使用起来面积就偏小。

“农家书屋面积普遍较小，而且还有一些行政村尚未达标，个别农家书屋还建在废弃的校舍里，这很不安全。”张瑶说，“光有书屋，没有阅览室，让一些远道而来的村民没有看书的地方，这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村民的阅读积极性。”

“出现这种情况，与农家书屋的配套建设经费太少有很大关系。在农家书屋的建设过程中，经费少只能偏重于藏书添置，不能兼顾屋舍及环境的建设。”潼南县图书馆馆长胡祖国进一步分析个中原因。

据了解，农家书屋工程从2007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中央财政按照每个农家书屋两万元的配置标准，对中西部地区分别补助50％和80％，对东部地区则采用奖励的方法。

“重庆地处西部地区，目前建成接近一万个农家书屋，如按中央财政的配置标准计算，农家书屋前期建设经费应在2 亿元左右。”一位长期关注农家书屋建设进程的外部人士推算道，“ 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规定每个书屋藏书量不得低于1000册。目前图书市场每册图书的平均价格为 21.5元，按此计算，每个农家书屋光购书就要耗费资金2万元以上。”

“依据重庆市农家书屋标准化建设的要求，每个书屋藏书要求达到1900至2000册，还必须有一定数量的音像制品和计算机。”张瑶算了一笔细账，“按此标准，中央财政拨付的经费就有缺口了，为此，重庆各区县需要从当地财政里拨专款进行贴补，潼南县就拨出了120万元支持农家书屋建设。”

另外，在重庆每个农家书屋还配备了3个铁皮柜（外借点配备1个铁皮柜）和一定数量的桌椅板凳。“单个铁皮柜的市价就在800元左右，据此推算，重庆市为建设农家书屋花了大价钱。”上述外部人士说。

建设资金缺口的问题在全国其他省市同样存在。鉴于此情况，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 2012年9月在全国农家书屋工程建设总结大会上表示，中央财政“十二五”期间安排了农村文化建设专项资金，每个农家书屋每年可以获得2000元的补助。“农家书屋可以用这笔钱逐步添置所需设备和图书，这为农家书屋的长效发展提供了保障。”这位外部人士欣喜地说。

藏书与借阅结构失衡

在调查中发现，当谈到农家书屋藏书的品种时，受访人士都能说出大致种类。在他们提及的藏书种类中，农业致富科技类图书居于前列。

在下石村的农家书屋内，铁皮柜的每节隔板上依次粘贴着所藏图书和音像制品的种类。细细数来，大致包括科技、文化、政经、生活、娱乐休闲、少儿等6大类的图书，其中关于农业科技类的图书占了近一半，堆满了一个铁皮柜。

“农业实用技术类的书籍是最受农民群众欢迎的，上面配发的图书也主要由这些图书组成。”已经在村主任兼图书管理员岗位上干了近6年的蒋红兵说，“只是文化类的图书偏少，难以满足村民的阅读需求。”

在采访中得知，重庆市农家书屋现有藏书种类分为实用技术、医疗卫生、儿童读物、休闲娱乐( 包括小说、杂志、历史类等) 、农村经济、其他( 包括党刊类、电脑类、政治类、法律类等) 等6类。

“总体上实用技术类藏书比例较高，平均可达到40%以上，有些村该类藏书比例甚至高达60%；其他依次为其他类、农村经济类、休闲娱乐类、医疗卫生类和儿童读物类。”重庆某图书出版发行部门的一位工作人员提供消息说。

但是，这种情况也不完全如此。记者发现，设在潼南县李浩国家的外借点，文化类的图书占了一半以上，其中包括《中国历代通俗演义》、《 保卫延安》、《 狼毒花》、《 映秀的月》等畅销书目。

“需要什么书一般都是从下而上统计，再按照统计时的书目定点投放。”胥朝洪说，“这在一定程度上尊重了农民的意愿，但也因农民文化程度的不同和对农家书屋认知度高低的差异，使书屋的藏书结构有很大偏差，从而影响农家书屋的传播效果。”

胡祖国则从另一个方面分析“从下而上”统计的弊端。他说：“这有可能让一些管理员钻了政策空子，只向上填报自己喜欢的书目，使村民的阅读需求不能得到真实体现，如，村民们喜闻乐见的民俗民风方面的书籍就鲜有统计和配发。”

据了解，农家书屋借阅结构也有失衡的迹象。“由于重庆农村的特色产业大部分集中于种植业和养殖业，随着农民科技意识的提高，从事地方特色产业的农民逐渐意识到了专业知识的重要性，因而这部分农民也就成为该类藏书的借阅主体。”某高校的研究人员认为，“ 儿童读物类借阅量占总借阅量的16%，但在各农家书屋的藏书结构中，该类图书的平均屋藏比例却最低。其他类图书借阅比例最低，仅占9%，但这类图书的屋藏量却位居第二，相对而言，此类图书资源配置比例有些偏高。”

“农家书屋的屋藏资源应适当向儿童读物类倾斜，以满足农村留守儿童的需求。”张瑶建议，“虽然重庆农家书屋的屋藏量都能够满足国家有关要求，但在屋藏结构和农民实际需求方面尚存在一定差距，因而需要根据实际情况作一定的调整，以使屋藏资源配置得到相应的优化。”

文/ 图 本报记者 李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