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甲骨文是中国文字系统的先驱，但是甲骨文有其自身的弊端，使后代人难以对商朝及其记录进行深入的理解。荷兰莱顿大学的 Barend J.ter Haar认为，商朝已使用一种口头传统，虽然没有通过书面记载，但是却口口相传。相较于文本，它具有自身的优越性。
                        
商朝缺乏文本证据和记录   

　　可以确切地说，书写的第一个“实物证据”最早大约来源于公元前1200年的商朝。虽然这可以看成是后面朝代文字系统的“先驱”，但是它没有更为深入的表达。甲骨文的“骨骼”为龟壳和牛胛骨，并没有呈现任何的秩序。同时，骨骼上也没有显示任何排列系统的证据，它们并不按照年代顺序进行排列，即不是年代更为久远的骨骼放在下层，新来的骨骼位于上层。此外，后来的文本都不是引用甲骨文上的记录。
　　同时，甲骨文晦涩难懂，非专业人士如果不借助吉德炜（David Keightley）所著的《商朝历史起源Sources of Shang History》等书籍，很难理解到所读文字的语义语境。尽管公开发表的研究中所引用的文字表明了其连贯性，但骨头上实际的文字却非常杂乱（disorienting）。在单独一块实物上（即单独的龟壳或牛胛骨上），常常含有形成一篇文章所不需要的大量文字。文字在骨头上的分布也不是必要的，有时候会加入一些数字，推测可能是因为匆忙，而只是记录空间上的随机想法。它们所提供的信息不足，难以理解。
                
口头传统大多具有宗教意义

　　相反，荷兰莱顿大学的Barend J. ter Haar认为，商朝使用了一种现在已经失传了的口头文字，包含了直接与遥远的神明或先祖交流所必需的大部分其他信息。这些文字没有以书面实物留存，但无疑通过文书或祭司等人以口头传递的方式将其传授给下一代。
　　这种记录方式，和甲骨文上的商朝文本是平行的。《尚书》、《诗经》和《易经》等的文体与甲骨文大不相同，更接近西周时期的金文（但不相同）。这已经很好地证实了以口头形式传递的占卜活动的连续性。大多数的宗教仪式都是口头相传的。
　　口头表达的宗教仪式的语义语境才是真正重要的，并且在特定的宗教语义语境中才赋予其特有的意义。在后来的侯马（公元前5世纪）的契约文本清晰地显示了具有文本物体的意义主要是在完全口头的语义语境中（可能是常规的宗教活动）。在道教的整个历史中，我们看到几乎所有的文本还需要通过语言或其他方式进行转换。单独书写下来意义有限，必须通过口头表达出来才行。
           
《史记》可能来自于口头传统
　　有这样一个事实，商朝国王列表与司马谈及其儿子司马迁所著《史记》中出现的列表不一致。毫无疑问，这些都是基于历史资源并已证实商朝确有其事。但是，以现代眼光来看仅有的一部分商朝真实的历史是从武丁王（公元前1200年）开始，这个朝代的其他时间的情况仍然氤氲着神话传说。更重要的是，这两个列表尽管接近，但是仍有差异。
　　基于缺乏商朝文本的观点，Barend J. ter Haar认为《史记》来源可能不一定是书面传递，有可能是其他方式。《史记》中《三世表》章节中有一个国王列表，但是在内容和语言风格上，该列表似乎是基于《本纪》（专门用于描述帝王传记）中的章节。换句话说，这不是一个独立的传递列表，而是在传递过程中衍生出来的。我们再细读《本纪》，会发现它包括两种类型的文本，司马谈和司马迁时代的散文风格，和引用参考《尚书》。
　　司马谈、司马迁似乎对《本纪》进行了编译，从类似商朝的文本中采集信息。我们现在认为《尚书》及其他不知名的编年史资源中可能已经包含了书面材料和口头传统的总结。司马谈等人将这些资料视为真实资料，并将其与他所在时代仍然流传的口头故事相结合。

来源：荷兰莱顿大学，Barend J. ter Haar，To-ward Retrieving Early Oral Traditions: Some Rumi-nations on Orality and Textuality in Early Chinese Culture，2013年。 （本文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