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春夏之际的非典刚刚平息，人们尚处惊魂甫定之中，谁料想，2004年4月，非典再度来袭。值得关注并反思的是，这次非典并非无法抗拒的天灾，而是一次人祸。

2004年7月1日，国家卫生部公布了这次非典疫情调查结果，此次“非典”疫情源于实验室内感染，“是一起因实验室安全管理不善，执行规章制度不严，技术人员违规操作，安全防范措施不力，导致实验室污染和工作人员感染的重大责任事故”，疾控中心主任李立明自愿辞职承担责任，疾控中心的另外4名负责人也受到了相应的处分。

震惊之余，留给人们更多的是反思。

首先值得欣慰的是，从这次疫情出现到控制再到事后的调查、追责，政府在面临公共卫生事件的反应能力大为提高，疫情发生的第一天政府就及时通报了WHO并且向公众公开，4月22日确诊第一个非典病例到5月21日最后一名非典病人痊愈，仅仅不到1个月的时间便完全控制了疫情。

疫情虽然过去，但因疫情而建立、强化的制度性建设更具有长远价值。尤其是此次疫情之后的责任追究，5名负责人因此而受到处罚，这一举动，用卫生部部长高强的话来说，是为了“增强各级领导干部的责任意识”，践行“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

现代政府的基本特征是服务与责任，政府向大众提供公共服务，进行公共管理，是依靠纳税人而运行，因此理应向全体纳税人也就是全体公民负责，当因为政府过失而造成社会损失，相关公务人员承担相应责任也就成为了现代政府的应有之义。

2003年、2004年非典的两次爆发，将政府的公共卫生服务能力置于风口浪尖之上，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而事后的问责风暴，亦成为中国政府打造责任政府、开启问责制的肇始。自建国以来，由于历史原因与现实局限，政府一直缺乏系统的问责制度建设，2003年的非典问责多集中于部分官员隐瞒不报等态度问题，而2004年的非典问责则集中与管理不善操作不当具体层面的问题，思想意识与具体管理两个层面先后掀起问责风暴，共同奠定了中国问责制度的基础，虽然这一基础并不全面，并且存在问题，但却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本报特约评论员、本稿专供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