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秀山花灯寨,你常常能看到王世金这样的老人:稀稀落落的头发,胖胖的身材,总是裹着一件半新不旧的黑布夹克,说起话来带着浓重的当地口音。这样的不起眼,常常让人忘记他的两个“身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秀山民歌”的传承人和秀山县文化局原副局长。

门斗转
生父被害母亲失踪
“我的这一生,就耗在花灯上了。真的,一回头才发现就是一辈子……”在花灯寨,王世金感叹着自己的人生。
王世金的母亲李玉兰是秀山峨溶镇大地主文代章家的绣女。后来,李玉兰和文代章家的武术教官廖老素好上了。这让一直想李玉兰做自己侄媳妇的文代章很不满。于是他把李玉兰送到峨溶街上的辰河戏班学花灯戏,免得两人天天在一起。李玉兰对花灯很感兴趣,这一点或许遗传给了王世金。几个月后的一天,文代章的眼线向他告密说:“李玉兰已经怀上了廖老素的孩子!”
“这还了得!”文代章火冒三丈,眼里露出了杀机。他立马叫来管家何老四,密谋先除掉廖老素再说。
晚饭过后,管家何老四带上几个家丁叫上廖老素一起去峨溶街上办事。走过路上的风雨桥时,家丁们几个箭步追上廖老素,从怀里掏出绳索和尖刀,从背后狠命地勒住廖老素的脖子将他杀死。
“大山的木叶烂成堆,只因小郎不会吹。几时吹得木叶叫,只用木叶不用媒……”想到心上人今晚上要来,在花灯戏班里的李玉兰不由得哼起这首情歌。但左等右等不见廖老素来,心里焦急起来。于是,她来到风雨桥找廖老素。在黑暗中,李玉兰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借着河岸边的灯光,李玉兰辨认出是已经断了气的廖老素,不由放声痛哭起来。
第二天,李玉兰在镇上买了口棺木,在后山挖了个坑安葬了心上人。悲痛之余,李玉兰感到死神正向自己走来。她想到离峨溶几十里外平马的姨婆家。
“无论如何都要保住孩子。”李玉兰心想。她收拾好行装,跑到姨婆家躲了起来。几个月后,李玉兰产下了一个男孩。男孩长得白白胖胖,哭起来嗓音特大。没有生养小孩的姨婆对李玉兰说:“ 就让这孩子随他姨爹姓王,取名王世金吧!”
“我本不姓王,而姓廖。我的身世从未向第二个人说起过。”第一次向别人谈及自己的身世,这个已近古稀的老头眼里含着泪花。
生下孩子40天后,李玉兰却失踪了。“听说是跟着一个叫欧民久的土匪头子跑了,到现在都没得音信。有人说是跑去了台湾。”王世金说,“后来我在姨爹家长大,解放后姨爹家的房子被充了公。我只有回到峨溶和外婆生活。”

王世金就出生在身后的房间里
9岁开始学习花灯
到了读书的年龄,和外婆相依为命的王世金因家庭出身在峨溶进不了学堂门。“我父亲在峨溶没读到书,后来只有到湖南花垣的施溪落小学读完高小。”王世金在秀山县政协任职的女儿王英说。
在读小学时,王世金遇到了两个懂艺术的老师。其中一个从国民党部队起义过来的团长,叫刘定义。刘老师懂得一些花灯唱腔,看到王世金嗓子好,常教他唱一些花灯曲子和音乐知识。课余时,王世金常缠着刘老师教他拉手风琴。
9岁那年,王世金已经在平马小学学习演花灯歌剧《李顺达》,在歌剧里的角色是演李顺达的弟弟李贵达。“我记得那时还是刘老师背着我去演的。”提到当时的情景,王世金无限感慨。
“跳花灯,二人转,男的围着女的转,丑的围着美的转,矮的围着高的转。”1956年,12岁的王世金在秀山的一场文艺汇演中出演丑角癞花子。他反穿皮袄扎头巾、朴实但风趣诙谐的表演,逗得观众捧腹大笑,结果得了一等奖。他被定为优秀学生代表,去湖南花垣参加表彰大会。
从峨溶到花垣参加表彰大会,要走60里山路。“从清早天刚蒙蒙亮,一直走到天黑。那时身上没得一分钱,我父亲就在怀里揣了几个生红薯,匆匆地出发了。”王英说,“从峨溶走到319‘抗战线’有20里山路,一路上连个人影都没有。”
到湖南境内时,王世金终于赶上同乡的几个伙伴。“那天晚上,我们几个小鬼花了一分钱在一家旅馆租了床席子,在旅馆堂屋了睡了一晚上。”虽然往事不堪回首,当时的亲历者姚大爷说到此处时脸上露出了几分童真。
第二天,王世金参加了如期举行的表彰大会。“ 表彰大会上我得了五块钱奖金,我平生第一次拥有那么多钱。钱到手后,立马到镇上的铺子里买了十几个油粑粑,准备回去时在路上充饥。”说到此处,王世金喉咙里“咕隆”一声,好似当年吃油粑粑时的情景。
在回峨溶的路上,王世金和伙伴们很幸运:他们遇上了一辆货车。“趁货车爬坡速度很慢时,我们几个乘机爬了上去。那货车靠煤做动力,结果在中途货车加煤时,被货车添煤炭的师傅发现了。”姚大爷说,“王世金给了那师傅和司机一人一个油粑粑,附带以给货车加满煤为条件,才被允许继续搭车回家。”

花灯艺人表演前要认真化妆
一场洪灾一曲成名
也就在那一次,王世金和伙伴们还在花垣茶洞参加了茶洞中学的招生考试。王世金说:“我们几个人一起考的,结果揭榜时只有我一个人榜上有名。我们还试着参加那里的招工考试。”
然而从峨溶走路到茶洞上学并不轻松。“ 从峨溶外婆家里到茶洞读书,每天要走四个小时的路,每天靠红薯和包谷米充饥。”王世金说,“班主任罗宗泽看我实在造孽得很,就要我住在他家里。”
到了1957年,读了半年初中的王世金生命轨迹有了转机。“那一年,秀山文化馆的陈翠生领衔组建秀山花灯剧团,同时,成都军区战旗文工团也到秀山采访民间音乐,发现我父亲是个好苗子。这两个单位都想要他。这让我父亲犯了难。”王英说,“外婆婆不同意我父亲去成都。就这样,我父亲不到14岁就进了秀山花灯剧团,在那里当了三年演员。”
“我进花灯剧团时因个子矮小,开始演的角色就是‘门斗转’里的赖花子。秀山花灯表演中的赖花子‘刷白’很有意思,也是秀山花灯的一个特色。”王世金边说边扯开嗓门唱了起来:“花子莫刷白,刷白了不得,丝线捆水牛,动都动不得,牛圈关蚊子,气都出不得……”
到了1960年代,秀山剧团来了两个“右派”:中央音乐学院毕业的朱显民和上海戏剧学院毕业的林相其。“我父亲就是从他们那里学会了谱曲,还知道了音乐界的许多名人。”王英说。
1963年下半年的一场洪水,给王世金带来了人生新机遇。那场洪水中,解放军战士万义州跳入洪水拨弄堵住桥洞的树枝时,被洪水卷走,中央军委追认万义州为“爱民模范”。后来有人写了个赞颂万义州的歌词,但由于歌词实在太长,用传统的谱曲方法根本无法完成。
已经是剧团乐队指挥的王世金,找到当时花灯剧团的李团长说:“我来给谱个曲试一下吧!”李团长说:“你连五线谱都不知道,谱什么曲啊!别瞎折腾了。”
王世金碰了一鼻子灰,但他并没灰心。李团长说:“我当时并不知道两个' 右派’教了他谱曲的方法。他在谱曲时融入了花灯清音。曲子谱好后,他让剧团乐队按照谱的曲子演奏,结果效果很好。”
让人没想到的是,这首歌曲让王世金一举成名,成为了当时涪陵地区第一个四川省音乐协会会员。

从这里可以通往花灯戏堂
从团长到副局长梦想还在路上
“1983年,王世金已经是秀山花灯歌舞团团长。那一年,王世金用秀山花灯曲调写了个《洞房花烛夜》的音乐,在省里头得了金奖。把当时的县长王光四乐得不行。王老师也成了秀山的文化名人”秀山花灯发源地——溪口镇的党委书记何胜国看起来对王世金很了解。
“后来,王光四当了县委书记,1980年代末王光四找到王世金,要求他带着剧团搞改革,帮助县里解决财政困难。”何胜国说,“王世金建议在现在的花灯广场地段,搞一个花灯演艺中心。当时计划在一楼修门面,二楼搞花灯剧团,三楼以上围起来搞个群众可以喝茶、休闲、演唱的活动场所。类似于赵本山的发展模式。”
但王世金的设想遇到了空前的阻力。“王世金把自己的想法直接向王光四说了。没有向当时的文化局局长和主管文化的副县长汇报,这让他们很不高兴。歌舞团的职工也坚决反对,他们认为王世金在敲自己的‘铁饭碗’。于是,联名举报王世金的告状信到了纪委。”秀山县档案局局长白胜文证实了当时的情况。
回忆起当时的情况,虽然事情过去快30年,王世金仍是一脸的苦笑。“ 好在纪委明辨是非,把告状信打回到文化局办公室。”王英说,“办公室主任和我父亲私交不错,悄悄将告状信给我父亲看了。我父亲当时感到一股无名之火直往脑门上冒,拿着告状信找到局长要求辞职。没让王书记知道。”
这时,涪陵区文工团的一纸调函,使僵持的局面有所缓和。后来,王世金被借调到了县委宣传部。这时王世金写了个《春满红区路》的电视片脚本,入选了全国支持‘老、少、边、穷’地区的相关项目,并选送北京。
王世金说:“那是我第一次与电视音乐接触。1993年筹备完秀山自治县10年县庆后,我被调到县文化局担任了副局长。”
然而,当上副局长也没能让王世金有实现抱负的机会。在文化局时,他分管群众文化、乡镇文化和剧团的工作,这一度使他没有时间搞花灯表演和词曲写作。后来,当副局长时间长了,“不善当官”的王世金还是找到了乐趣:带剧团下乡演出。
“锣钹地位很重要,敲起锣钹才大跳,丝弦不拉不要紧,锣钹不敲不能跳……”王世金带着剧团下乡,总是自己在前面敲着锣钹开道,锣钹一响,周围的百姓就知道王局长要来跳花灯了。
“一年下来演出200多场。以致后来有人提意见说,演出这么多却没给剧团带来一分钱收入。”王世金感到很恼火,他认为搞民间艺术不能只看重经济利益,但这样的观点总是得不到别人的理解。
更让王世金无法忍受的是:他想把秀山花灯引向市场的计划也一个个泡了汤。王世金说:“我的一些现在看起来正确的想法,在那时怎么都行不通,如果那些想法顺利实施了,秀山花灯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说到这里他很迷茫,也很伤感。
“毕竟王老是民间艺人出身,在官场还是不太适应。他说的话常常没有人听,加上他这个人说话也很直,容易得罪人。这些就是他即便成了一个‘官’,也没能把秀山花灯引向市场的原因。”白胜文分析道。
“王老师为人对人很好,一点看不出来是当过官的人,但很多时候就是太直率了,没那么多心思。或许,他根本就不适合官场。”一位曾经在王世金身边工作的人这样告诉记者。
入股花灯寨举步维艰
1998年,王世金退居二线当了调研员。据了解,当时的县长张泽州要求王世金筹划一个文化项目,以搞活县里的文化产业。王世金就建议建立一个相对集中的演艺中心,把传统的花灯艺术嫁接到县城来。
“黄杨扁担软溜溜,挑担白米下柳州,人说柳州的姑娘好,柳州的姑娘会梳头:大姐梳的‘盘龙卷’,二姐梳个‘茶花纽’,只有三姐梳的巧,梳个狮子滚绣球……”这是秀山人个个爱唱的《黄杨扁担》。从2000年起,在酉阳和秀山之间却发生了持续两年之久的《黄杨扁担》发源地之争。
这让一些商家看到了传统花灯艺术里蕴含的商机。那时,龙万友、龙万来三兄弟正好以一万元每亩的价钱,在县城城乡结合部征得40亩土地,他们计划投资与花灯有关的产业,但苦于没有思路和方案。
“当时王世金还在武隆一家文化公司当文化顾问。花灯寨建得差不多时,我们兄弟几个到武隆找到王老,请他当花灯寨的文化顾问。”花灯寨总经理龙万均说,“因为那时王老已在民俗文化策划上有了一些影响。”
为了让王世金加盟花灯寨,龙氏兄弟还花了3万元,从平马买回王世金姨爹家的老房子,更耗费巨资整体搬迁到花灯寨作为看花灯的包房。但王世金在这里倡导的原生态花灯表演并非一帆风顺,收效也不明显。花灯寨财务提供的一份数据显示,从2003 年至2012 年十年间,花灯寨的营业收入1.1亿,利润仅900余万。
而且这些钱王世金能用来发展花灯事业的不多。“原来说好与投资方各占三分之一的,现在只有5%了。”说到在花灯寨的股份,王世金显得很小心,特意压低声音说。不过,王世金似乎对现状很满意。在他看来,能有个平台把传统花灯艺术撑起来,比赚钱重要。
“其实,我们只是想建立一个民俗艺术团,把秀山境内为数不多的花灯表演人才汇集起来,为传统花灯表演提供载体。但包括花灯表演在内的文化版块一直做得不尽人意。这也影响了王老在花灯寨的权益和收入。”龙万均道出了个中原因。
“2010年时的那段时间,花灯寨遇到了空前困难。那时花灯寨外边的公路还没修通。寨子外边建起的工业园把花灯寨围了起来,这让原生态花灯寨的设想成了泡影。”花灯寨负责日常经营管理的经理白永军举例说, “在钢筋水泥的包围之下,花灯寨曾想过放弃,让传统花灯表演回归民间。”
政府有关部门曾有意向把花灯寨的土地划入工业园区的范围。“ 那时的评估价是2000多万元,有开发商曾想以这个价格收购,但最终未能达成协议。”龙万均说,“现在花灯寨附近的商业用地涨到了八十万一亩。县里也表示过以县城白沙河一带的300亩土地与花灯寨置换。”
“这应该只是县里个别领导在非正式场合的意见。这样一来,王世金及花灯寨投资方将面临二次创业。”秀山县委宣传部的田茂军说,“如果置换成功,前期投资将在1亿元以上,到时花灯寨很可能会面临资金上的困难。最终可能导致传统花灯表演从花灯寨退出。”
为了改变窘境,王世金计划打造一支传统婚俗表演团队,并饶有兴趣地描绘着自己的设想。因所需工具太多,人员也要35人以上,预算资金至少500万元,钱从哪里来?这让王世金犯了难。
他说:“我在这里每个月有1800元的工资,每年到年终还有数额不等的奖金。”其实,王世金的收入还远不仅此:他是秀山县物流园区的文化顾问,每月能从那里获得一笔不错的薪水,还有退休工资和每年国家发给的传承人补贴。“但是花灯婚俗表演队30 多号人第一年的工资就要100多万,我这点钱差得远。”王世金说,“但不管怎么困难,也要想办法解决,因为我想把传统花灯表演艺术传承下去,这是我的命。”
文/ 图 本报记者 李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