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

自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以降，报告文学在中国一直深受阅读者与创作者的喜爱，然而进入新世纪，报告文学的声音却沉默许久，最近的一个例子便是“红岩文学奖”报告文学奖项的难产。

作为重庆本土唯一纯文学国家级刊物的《红岩》，经过五十余载的沉淀，于2009年推出首届“红岩文学奖”。今年举办的第三届“红岩文学奖”评选工作将于6月底前“尘埃落定”，评审工作现已进入复选阶段。然而在小说、诗歌等几个单元竞争尤为激烈之时，报告文学却因作品数量及质量的问题，极可能成为第三届“红岩文学奖”的唯一空缺奖项。

“红岩文学奖”报告文学单项奖或将空缺，使得沉寂已久的报告文学，各种沉疴“浮出水面”。在众多作家、学者给出利益驱使、身份模糊、无人扛大旗等不同原因追溯的同时，他们也不约而同地表示，更需要的是作家重拾时代责任。

从洛阳纸贵到交“白卷”

中国的报告文学萌芽于19世纪的晚清，在我国，报告文学曾经出现过几次风潮。原重庆作协主席黄济人表示，重庆的报告文学有着优良的基础，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有罗广斌、杨益言写的报告文学《在烈火中永生》（小说《红岩》前身），还引起了全国广泛关注。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时，重庆曾掀起了一股“报告文学热”。1978年1月，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在《人民文学》刊出，同年4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报告文学集《哥德巴赫猜想》。当时的新华书店北碚区分店销售的刊登有《哥德巴赫猜想》的《人民文学》几度断货，加印后依旧脱销。据重庆师范大学教授张育仁回忆，他当时的大学室友为了买到这本书，深夜在书店门口排起了长队，最终得偿所愿，书买来后被同学争相阅读。

与此同时，重庆的报告文学迎来了“黄金时期”。当时在四川内江师专中文系就读的黄济人，大学期间创作了长篇报告文学《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1982年，这部描写解放后改造战犯的作品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并获得全国首届军事文学奖、郭沫若文学奖、全国优秀畅销书奖。

由本土作家岳非丘、邹越滨合著的报告文学《长河精英》发表于《人民文学》1984年第1期，并获得全国优秀报告文学获奖。同样由本土作家林亚光发表于1984年第10期《报告文学》上的《玛丽·若瑟的选择》，也获得了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

然而这种得天独厚的基础，却没能得到很好的延续。上世纪90年代末后，重庆报告文学开始滑坡。林亚光针对这种情况曾说：“ 什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是只有一家争鸣。”

从“红岩文学奖”第一届竞争力疲软，入围的两三部作品角逐，北京作家曾哲2006年的旧作《转场，帕米尔高原的消息》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获奖；到第二届仅有一两部作品推送决选，非专业作家所著《战地日记》全票当选；再到第三届因为作品缺乏极可能“交白卷”。重庆报告文学的危机愈见明显。

“应该说重庆从《红岩》以来，纪实文学、报告文学这块应该有传统，按理来说应该很繁荣。但现在，我们看年轻作家，我们的作家队伍里面，基本上报告文学的优势没有彰显出来，都没有人说我就是以报告文学见长的，我们也没有发现，因为这个是要用作品来说话的。”《红岩》杂志社主编刘阳如是说。

身份模糊导致“无家可归”

面对重庆报告文学交白卷的尴尬境地，部分专家和学者认为，发表阵地的缺乏、凝聚力的不足以及身份的模糊，制约了报告文学的发展。

“理论上，处于转型期的重庆为作家提供了更多的创作素材，应该出现大批有水平的报告文学作家及作品。但是不仅没有，连先前的优良基础也消失了。”张育仁表示，虽然有着得天独厚的先天基础，但报告文学面临的缺乏广泛发表阵地的问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稀释了作家投身报告文学创作的热情。

2009年12月的《报告文学》上，最后一页赫然写着一则停刊公告：自2010年1月1日起，《报告文学》正式停刊。“发行了近三十年的《报告文学》寿终正寝，然而这次却像安乐死一样，并没有掀起太大波澜，似乎一切顺理成章。”据作家曹宝武回忆。

“目前在全国，能够发表报告文学的正规刊物非常少，重庆只有我们一家。”刘阳拿起手中的《红岩》杂志说：“我们还会走下去，不然重庆就失去了发表报告文学的阵地，我们必须走下去。”

除了缺乏发表的物质载体，重庆的报告文学的后续人才匮乏已成不争的事实，先前积累的优势一步步殆尽。“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重庆涌现出了一批在全国称得上出名的报告文学作家。现在基本上从事报告文学创作的作家都在五十岁以上，但是青年作家，一个也没有。”重庆作家李显福说。

蒋登科指出，不管是哪一种文体，都需要有人聚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氛围，才可能获得更大发展。重庆的诗歌在这方面做得就比较突出，但是报告文学在这方面还没有形成，这也是发展不起来的一个原因。这不仅是在重庆，报告文学在全国都不景气，本身队伍就不大，没有形成传统。

曾获得第一届“红岩文学奖”报告文学奖的北京作家曾哲说：“报告文学就是散文里的一种，只是故事必须是真实的不能虚构。”蒋登科认为，“把报告文学单列出来评奖，本身就是一件比较好玩的事情。”他也赞同，报告文学是散文的一个部分。

“近几年，我国的报告文学作品概念非常混乱。现在又提出来一个‘非虚构’的概念，它由法国作家左拉最先提出。我自己总结报告文学的定义是用文学手法写的新闻报告。”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何建明在《报告文学何去何从》研讨会上表示。

“如果说，发表阵地的缺乏和人心所向上的缺失，导致了报告文学物质载体和精神载体上的‘无家可归’，那么报告文学至今的身份模糊加剧了这种缺乏归属感，这种归属感的缺乏令不少作家放弃了报告文学写作。”作家李红强如是说。

回报微薄影响发展

报告文学为何失去人心所向出现人才断层？专家和学者们给出了吃力不讨好、背负罪名、利益驱使等主要原因，黄济人、刘阳、蒋登科、张育仁等作家、学者一致认为，总体而言，这是因为作家缺乏应有的担当。

一方面，从事报告文学写作作家投入精力较多，但是所得回报却不及某些其他文体创作丰厚，导致作家放弃报告文学创作。比如写剧本，一集的稿费动辄几千甚至上万，而且还能为作家带来知名度。

“我也表示很尴尬，我们重庆的作家岳非丘和邹越滨的《长河精英》，曾经还获得过全国的报告文学奖。那么他们现在在干什么呢？两个人现在都已经退休了，现在都在‘触电’写剧本。原因很复杂，我觉得有社会层面的，也有作家的个体因素。”刘阳如是说。

近年来一些作家为了商业利益打擦边球，把报告文学名声搞滥了，促使一些“爱惜羽毛”的作家不愿意再写报告文学。“不仅是沿海发达城市，即使重庆也不能免俗，当时作协还出过几本服务于商业的报告文学集子，比如说《大潮》、《 雄风》。”张育仁说。

另一方面，一些作家为争取政府补贴也积极投入到一些“应景式”报告文学的创作中。这种风气使得读者降低了对报告文学的热情，加剧了报告文学的边缘化。黄济人说：“报告文学在经历了一段繁荣后，逐步走向了歧途，甚至背负了罪名。一些报告文学作者为了利益，为当权者执笔，创作出一些粉饰太平、回避问题、歌功颂德的所谓报告文学。这使得报告文学沦为一种政治工具，这从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作家对报告文学的热情。”

同时，创作题材受限和容易“节外生枝”，也导致一些作家“知难而退”。陈桂棣及吴春桃夫妇创作的《中国农民调查》在20个国家出版，并获德国尤利西斯国际报告文学大奖，但这部披露中国农村黑暗现象及农民沉重的负担的纪实文学，在国内曾一度遭禁，并且还为他们带来了一场官司。

“创作报告文学的人少，是现实选择的结果。重庆作家的浮躁，造成了优秀报告文学作品少的尴尬。”第二届“红岩文学奖”评委、西南大学教授王本朝分析，报告文学与现实是亦步亦趋的关系，需要大量的采访，是真实、客观的再现。“年轻作家难以沉下去，是重庆报告文学滑坡的原因之一。”在讨论原因的同事，张育仁也指出了重庆报告文学发展的可能性，“重庆的报告文学还是有希望的，因为这座城市正处于有活力有生命力的时期，有能力的作家应该把对这座城市的爱投入到扎实的报告文学写作中，应该勇于承担这样的责任”。

曾哲采写《转场，帕米尔高原的消息》时与仁增茨旺合影图片 由受访者提供

“红岩”报告文学奖三年难产记录

探究“红岩”奖报告文学奖这三年来的评奖过程，你会发现冰冻三尺绝非一日之寒，几乎从一开始这个奖项的评选就走在难产边缘。

首届三年前作品意外获奖

2009年9月11日15：00 ，坐在“红岩文学奖”评审会现场的工作人员和评论家们，望着七个密封好的特快邮件，面面相觑。虽设七个奖项，但七个奖项未必都能“全面开花”，每个奖项必须获得四位以上终选评委的票选通过，才能产生获奖人。

15：30 ，《红岩》杂志社邀请多家媒体和时任重庆作协主席的黄济人及重庆作协党组书记王明凯共同见证最终评选结果。

黄济人与王明凯拿起事先准备好的小刀，划开这些密封好的信封，当着众人的面，拆票、唱票，逐一公布获奖情况。15：45 ，得奖名单正式公诸于世，诗歌和长篇小说空缺。

据蒋登科回忆，“包括我在内的七个决选评委，每人给了两个月左右时间来看这33份决选作品。诗歌和长篇小说的空缺让人有些遗憾，作品的质量和数量都是达到的，因为评委喜好不一，导致票数分散，所以才空缺。相反第一届报告文学印象中只有两三部作品，票数集中，反而容易产生。”

2009年9月，曾哲得知他的《转场，帕米尔高原的消息》获得了首届“红岩文学奖”报告文学单项奖时，感到十分意外。“文章是2006年发表的，开始我并不知情，获奖让我感到很突然，同时也很欣喜。直到通知我获奖了，我才知道有这个奖。”曾哲回忆道。

第二届战士赢了专业作家

2011年11月18日，第二届“红岩文学奖”在渝揭晓。由重庆市作协主席陈川担任揭晓奖项的嘉宾。延续第一届的公布程序，在多家媒体的见证下，陈川当众拆开了从北京寄送过来的快件。

最终，第二届“红岩文学奖”交出了一个令人振奋的答卷，七个奖项均有人斩获。这也让在现场绷紧了神经的刘阳松了一口气。“第二届，我也在现场，七项奖‘全部开花’。当时有媒体报道说我在那里高兴得满脸通红。”刘阳说。

第二届“红岩文学奖”最大的亮点除了七个奖项“全面开花”，还有一组由陈远亮等15人在内的一线消防战士写的《战地日记》，全票获选报告文学单项奖。

“汶川地震时，我们奔赴梁平采访，采访的主要对象是重庆消防总队的战士。在采访过程中，我们发现了这一组来自一线消防战士的作品。当时还出了一本主题为‘地震震撼中国，中国震撼世界’的义卖专号，在这些作品中我们觉得最有力的是那一组《战地日记》，于是就力推这组作品。”刘阳补充说。

尽管全票通过的《战地日记》，获得一致肯定，但专业作家的“铩羽而归”从侧面反映了报告文学的青黄不接。“第二届的报告文学作品也相对较少，只有那么一两部。从专业角度来说《战地日记》文学性不强，但从真实性和人性的角度出发，我们一致通过了这部作品。”蒋登科说。

第三届入围作品“交白卷”

2012年8月初，重庆的十余位专家、学者在渝北区龙兴古镇的一个大院内举办了研讨会。会上大家针对“红岩文学奖”面临的报告文学数量不济、质量不高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甚至有人提议，“既然报告文学已经不行了，干脆取消这个奖项”。

此言一出，原本一团和气的研讨会变得“剑拔弩张”起来。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红岩文学奖”将继续保留报告文学单项奖。

《红岩》杂志社主编办公室内，几张长方形木桌拼凑在一起，大大小小的黄色牛皮纸档案袋、资料、报刊等堆放在桌上，堆了至少半米高。刘阳坐在电脑前，正准备着周末即将举办的研讨会。

这时候，副主编欧阳斌敲门进来，“刘阳，第三届‘红岩文学奖’的评奖细则已经打印出来了。今年的诗歌和小说情况不错，竞争很激烈。不过报告文学就比较恼火了，搞不好要空缺了，一万块钱的奖金可能送不出去了。”欧阳斌一边将细则递给刘阳一边说。

刘阳接过细则皱了皱眉头说，“那也没有办法，评奖细则既然已经定了，就必须按规则来。既然数量和质量都达不到，那空缺就空缺。只要公布了细则，就必须遵守。”

2013年3月下旬，第三届“红岩文学奖”初选已结束，进入复选阶段的“红岩文学奖”犹如箭在弦上。然而进入复选阶段，报告纪实单元目前还没有能推选进决选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