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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部分猪农在增城投资或将血本无归

插画  梁伟驰

老师不教书，全职去禁猪。

广东增城，一场把“散、小、乱”养猪场清除出该市境内的运动，正在开展。

而令人费解的是，按照当地政府的相关要求，就连看似不相干的教育部门都牵涉其中。

广东增城市教委下发文件，要求有家属开办养猪场的教师，每天半职或全职返乡做好养猪场清拆工作。对未按时完成任务的教职工，取消本人及学校班子年终绩效考核评优资格，对本人和学校一把手作停职处理。

除了教师以外，牵连最广的则是多名重庆外出务工者，他们投资百万的养猪场或将在这场运动中血本无归。

教育局成禁猪“先锋”

2012年12月3日上午，增城市教育局专门在增城中学召开了“关于深入推进规范整治散小乱养猪场工作会议”。

按照增城市委、市政府的要求，在这场由全市教育系统公职人员参加的会议上，增城市教育局向全市中小学校长和教育系统个人或亲属参与经营养猪场的公职人员，下达了规范整治“军令状”。

摆在这些中小学校长和老师们，甚至临时工们面前有两条路：要么劝他们的亲属放弃养猪，要么他们自己不要做这份工作。

在这件“事关增城市未来发展、事关增城市人民群众健康与幸福生活的大事”面前，什么都显得不再重要。

会上要求，各学校相关公职人员每天半职或全职返乡做好养猪场清拆工作。相关情况“三天一报”及时反馈工作动态。对在规定时间未完成清拆任务的，要按照市委、市政府的相关政策严肃处理。

中小学校长们，被要求在相关工作中“负总责”，对未按时完成任务的教职工取消本人及学校班子年终绩效考核评优资格，对本人和学校一把手作停职处理，让其全责做生猪养殖整治工作，直至完成清拆任务。

同时，全市的中小学生也被要求参与其中，以“小手拉大手”的方式向家长或亲属宣传猪场清拆工作。

被逼出来的假离婚

程娣是这场猪场清拆工作的“直接受害人”。

这个增城市石滩镇石湖村女教师，2005年与该村村民姜波结婚，生有一子，今年5岁。但他们夫妻关系在2012年11月却“被迫”终结。

两人的“离婚”原因是：程娣丈夫的哥哥，在增城有一家养猪场。

姜波的哥哥姜能2007年投资300多万元，在该村租用土地，建起了一座8000平方米的养猪场，租期为30年。同时，他还承包了300多亩土地种植荔枝、龙眼、芒果等。

整个养猪场采取种养结合粪污处理模式，发挥种养结合优势，利用养猪产生的粪便作为有机肥料，给果蔬施肥，发展循环利用的经济发展模式。

“学校要求我老婆向哥哥做工作，做不好转临时工，做不到就下岗。补偿什么都没有。我哥肯定不愿拆迁。我们这里有些人在政府部门工作的人，最后都被迫辞职了。”姜波向记者说道。

作为姜能的弟媳，程娣多次去给哥哥姜能做工作，想让其拆除养猪场，可姜能因为投资过大，且无法得到合理补偿，不能听从弟媳的建议。为了保住正式教师这份事业编制，程娣被迫于2012年11月23日与丈夫办理离婚手续，离婚后两人依旧生活在一起。

“我们夫妻没有矛盾，却搞得被迫妻离子散。”姜波谈起这件事直摇头。

本报记者通过多种途径了解到，除了增城市教育局，全市相关的公职人员都要做同样的工作，如果没有完成任务，将“工作不保”。

重庆猪农无奈遭遇

相对于假离婚的女教师，增城的大多数猪农们遭遇的境况或许更加糟糕。

戴其强，是一名普通的重庆外出务工人员。如果没有在增城投资建养猪场，他的生活也许要比现在“安逸”得多。

2007年之前，在广东一家水泥厂打工的戴其强，在水泥厂被关停后，听说了广州增城对养猪的扶持力度很大，便拿着打工赚来的一百多万和十多万三峡移民款，和叔叔合伙租下了8亩地，开办了他们自己的养猪场。

“起初是100多头母猪苗，陆陆续续投入了300多万，现在有350多头母猪，1000多头肉猪。”

2007年，我国爆发大规模的生猪蓝耳病疫情，猪肉价格持续走高，当年肉价累计上涨接近30%，肉价过快上涨开始影响人民正常生活。提高农民生猪养殖积极性和生猪存栏量，列入了当时中央政府的议事日程。

2007年8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促进生猪生产发展、稳定市场供应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首次提到“国家按每头50元的补贴标准，对饲养能繁母猪的养殖户（场）给予补贴”，而到了2007年12月提出，这一补贴在2008年将提高到每头100元。

“增城一直就是养猪大县！”增城市畜牧管理服务中心科长陈文忠曾经这样说，广州生产的猪，增城占到了一半。

增城市作为广州市的卫星城，承担着向广州乃至香港供应包括猪肉在内的农产品的任务。加之东莞从2007年开始逐步禁猪，大批东莞养猪场向附近的增城转移，这些都使得增城成为广州市养猪场最多的地方。

按照广东省2007年出台的生猪发展规划，到2012年广东省的生猪自给率要达到80%。在这样的背景下，增城地方政府推出的配套政策极具吸引力。

“2007年我们来增城建养猪场，从2008年开始我们就拿到了政府每头母猪100元的补贴，而且当时还有生猪保险，一头母猪保险费60元，我们只出12元，剩下的48元由政府出。2008年、2009年都拿到了政府补贴”。

在证照不全的情况下，增城市的养猪户，也都拿到了养猪补贴款。“虽然每头猪100元的补贴款，会被政府扣除20元，但能拿到每头母猪80元的补贴我们依然很高兴。”公开资料显示，2005年，增城市共有养猪场(户)1850家，到2009年达到3125家，生猪养殖户数量几乎翻番。

他们当中许多人和戴其强一样，是在增城市政府的优惠政策号召下，加入养猪行列的。

但2012年9月3日，随着《增城市规范生猪养殖管理实施细则》的出台，增城市开始大规模清理生猪养殖场行动。通知规定各大养猪场必须在2013年3月31日前全部拆除，否则，政府将采取强制措施。

猪农的抵制也就此拉开了序幕。

禁猪有多种理由

环保问题、经营中的不规范行为、本地人参与获利较少，都是增城市开展这场清理养猪场运动的理由。

其中环保问题首当其冲：“绝大多数散小乱养猪场规模小、设施简陋、无牌无证、乱排乱放，且靠近居民生活区，以工业垃圾为燃料，造成土壤污染、河水变黑、蚊蝇孳生、臭气熏天,老鼠和蟑螂遍地。”

除了环保问题外， 大批证照不全的养猪场，代表着食品安全隐患的存在。提炼潲水油；使用瘦肉精、滥用抗生素；收购或贩卖病死猪。这些被认为是养猪场存在的三大隐患。

增城市石滩镇三江片区被广州市确定为2011—2012年度食品安全警示区域和“三打”重点区域。

根据资料显示，2012年，增城市相关部门共查处病死猪肉10多吨，结果令人触目惊心。

但其实在业内专家看来，这些都不是政府清除养猪场的最主要原因。广东省畜牧兽医局副局长罗展光曾对媒体说，养殖污染问题不能成为“强拆猪场”的理由。事实上，因养猪缺乏税收，一些地方政府通常借“环保”之名行驱赶养猪业之实。

财政上的只出不进，每年需要花费大量资金补贴养猪产业，却因证照不全无法全额征税，似乎成为了政府下决心清理散小乱养猪场的理由。

“增城户籍人口80多万，常住人口120万左右，从事养猪业的人员仅占极少部分，且养猪场大多数是出租给本村社以外的人养殖，租金收入很少，农民以工资性收入为主，养猪收入只占农民人均年收入的极少比例。养猪对周边居住生活环境造成极大破坏，给绝大多数群众带来危害。政府每年需投入大量人力财力物力整治，得不偿失。”当地一家党报如此描述增城养猪场现状。

补偿过低引猪农不满

“大概在去年九月份，刚开始以散小乱的名义让我们整改，还划分了禁养区和非禁养区，但在实际操作中，根本没有非禁养区。”姜能告诉记者。

增城市禁养区包括：饮用水源保护区;城市和城镇居民区、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游览区、商业区等人口集中区域周边500米范围内；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湿地、森林公园等区域及周边500 米范围内；荔新、广深公路、广惠高速、广河高速、增从高速、增莞高速、广园快速、广深高速、铁路等增城范围内的主要交通干线外缘500米范围内；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禁养区。

姜能的养猪场在非禁养区，曾经也有环境合格证，“但还是要拆”。

据增城市政府2012年的最新统计，全市生猪养殖场4172家当中，目前办理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的有41家，办理环保审批手续的仅两家。

增城市政府相关部门表示，增城现有的绝大多数养猪场都无牌无证，用地、建设未经批准，属于违法建设，按照规定是没有补偿金的。但对在规定时间内提前清拆的，将给予一定的奖励。

这些奖励措施主要是：“按时搬迁，每头母猪奖励1000元，猪舍自己拆除的每平米奖励8元到10元，政府负责拆迁每平米奖励降为5元。而且需要重新将地块绿化才能拿到奖励。三月份搬迁每头母猪奖励降低至800元，6月份降低至600元。”

多位养猪户向本报记者介绍，如果重建猪舍，不算材料，人工都要100元/平方。而一头母猪猪苗进价3000多元，养到能配种还需花费上万，母猪如果卖肉才1000多元加上奖励2000多元。

对于九成多的养殖场来说，如此清理基本意味着血本无归。

“我们当中有许多人，是借债来开养殖场的，现在他们都不知道拿什么还贷。我们不是不响应政府号召，可是我们投资太大了，政府给我们合理的补助，我们也愿意搬走。我们不能血本无归吧。”面对记者，戴其强显得很无奈。

“只能把猪扔进增江”

“确实有些猪场，是有污染的，猪粪乱堆放现象也确实存在。”猪农戴其强承认，养猪场大多还停留在较为粗放的经验模式。

但珠三角闻名遐迩的桑基鱼塘循环农业，在增城的猪场也十分普遍。“政府鼓励我们建沼气池，建鱼塘。我们就建了一口60立方米的沼气池，还租用了20亩鱼塘。猪粪养鱼、产沼气，管理得很好。”戴其强介绍道。

“科学证明，养殖业带来的排泄物污染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工业污染。”罗展光指出，工业污染是破坏式污染，是不可逆的，而畜禽排泄物是上好的有机肥料，只要寻找合适途径综合利用，就可趋利避害。

如果增城90%以上的养猪场被清除，那谁又来保障这里的猪肉供应呢？

取代这4000多家养猪场，承担向增城以及周边城市供应猪肉的，是一家名为广州德盛现代农牧发展有限公司的企业。

其选址在增江街大埔围村，总投资2.27亿元，占地约600亩，2013年10月底前建成投产。建成后年出栏30万头商品猪。

而这家企业的老板蔡伯高更是当地“有头有脸”的人物。英德市政协常委、增城市人大代表、增城市增江街西山村委会主任、当地多家企业的所有者。这座大型生猪养殖场的奠基仪式，更是有增城市以及相关主管部门的领导出席。

在采访的最后，戴其强说出了一句惊人的话：“如果走投无路，我们只能把猪扔进增江。”增江是直流，一旦出现猪农投猪进增江，必然飘往香江，继而影响到深圳乃至香港的用水安全。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人名均系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