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绣站在“针尖”上舞步

蜀绣作为四大名绣，历史上形成了川东、川西两大流派，如今却因川渝分属两地，命运也随之改变。改革开放后，重庆蜀绣形成了鲜明的地域特色，在针法上的创新有了一些突破，甚至一度试图自立门户，改称“渝绣”。但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其赖以生存发展的重庆挑花刺绣厂却因经营管理等问题陷入困境，而后来的“破产改制”十五年悬而未决。现在，退休在家的300多职工和这项技艺一样处境窘迫。

在“针尖”上舞步的重庆蜀绣，其命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让人牵挂。

破败的挑花刺绣厂

重庆挑花刺绣厂的“末代”厂长向余明,最近十年来一直在忙活着一件自认为是“天下第一件大事”的事情，那就是，争取在退休之前寻找合适的买家把厂子卖出去，好让退休的300多名职工有钱缴社保、按月领工资。

向余明是在1993年到重庆市挑花刺绣厂担任厂长的。“那时我才39岁，正是干事创业的好时候。”走在宽不足四米，重庆人习惯叫“gang”卫路，而实际上叫捍卫路的街道上，向余明回首着20年前的往事。

屈指一算，向余明今年已经59岁了，按正常退休年龄，最多明年他就要退休。实际上，这字面意义上的“退休”对向余明意义不大。因为，挑花刺绣厂已经在15年前的1998年“破产改制”。

据了解，曾经名噪一时的挑花刺绣厂的现时家底只剩处于渝中半岛闹市区的3.2亩土地，三栋分别修建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的办公楼及生产车间。目前尚欠职工社保资金280余万元，欠外债260余万元和34名职工历年工资，还有2007年为保住厂子不被银行拍卖厂里职工集资的130万元。

沿着捍卫路与临华路交会的三叉路口往坡道上走十几米，是通往挑花刺绣厂的捍卫巷。在向余明的指引下，经巷道口往下走完大约200多级石梯就来到挑花刺绣厂内。这里虽然破烂不堪，但很安静。因为遇上难得的晴好天气，厂区树木上的鸟儿也显得格外欢快，唧唧喳喳的叫个不停。厂区周围分别是钢铁研究院和银行的职工宿舍，此外还有零星几座破烂不堪却升腾着炊烟的民房。厂区东北方向连接着电焊钳厂已经没了屋顶的生产车间。

“当时说的是破产改制，现在政府有关部门不承认破产这回事，说是如果厂子破产了，按有关政策，厂里300多名退休职工和在职的34名职工就不能享受企业职工社保待遇。”在层高有4米多的生产车间三楼，向余明接受采访时说。

其实，向余明着急的不是有关部门认不认定厂子“改制”或是“破产”，而是几百名职工生活无着。虽然厂子早就停产，他和几名管理人员每周一都要到厂里上班。他们的职责类似“看守内阁”，主要任务有两个：一是会计按财务制度每月照常核算,一旦厂子寻到买主好计算成本；二是保证厂区不发生火灾，因为向余明代表厂里与区长签订了协议。

挑花刺绣厂如今已破烂不堪

跟不上市场是根本原因

据了解，使挑花刺绣厂陷入困境的直接原因是1991年的一次全国订货会。向余明说：“在那次订货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客户总共签订400多万的订货合同，结果货发出去后，货款却收不回来。那时是何发美当法人代表，他还同时兼任着工艺美术公司经理。为了维持厂里的运转，不得已以工艺美术公司的名义向银行贷款。”

谈到2007年银行拍卖厂子的事，在捍卫路居住，1996年就下岗的李淑兰眼含泪花，现在，她已是蜀绣重庆市级传承人之一。

“我们这些挑花刺绣厂的职工的确太困难了。那年5月，重庆工商银行某支行向法院起诉，要求拍卖挑花刺绣厂来偿还银行贷款本息。”李淑兰说，“后来经市领导的协调，重庆工商银行报请北京总行免除了厂里的利息，但要求必须偿还本金。不得已厂里的职工就自发集资还上了欠银行的贷款本金。”

除了被骗事件，导致挑花刺绣厂陷入困境另外一个原因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挑花刺绣厂跟不上市场的变化。李淑兰举例说：“记得那时一件刺绣被套国家定价是14块5，只有这样才能保本微利。而市场上来自浙江、江苏等地一些民营企业生产的刺绣被套只要10块不到。并且人家的式样和花色比挑花刺绣厂的明显要好。有一次从仓库拿出去的样品比客户需要的短了20公分。”

1959年起就担任厂长，1964年转为厂党支部书记的余淑芬则认为，政府有关部门把精力放在经济建设上，“不重视工艺美术”是重要原因。她说：“我1984年退休时就感觉到了这一点，那时重视工艺美术的领导走的走，退的退。和以前从中央到省、市都很重视根本就是两回事。”

据余淑芬介绍，挑花刺绣厂情况好的时候到北京搞过多次产品展示，也做过出口，在解放碑等地段还设有门面直销产品，在储奇门也有生产车间。但厂里懂刺绣的只有十几个人，其他的工人生产都靠机绣。后来厂里生产经营不景气，解放碑和储奇门的门面和车间被国家收走了。

李尚余作品《猫熊图》

静心学徒的人不好找

胡惠琴原是挑花刺绣厂和蜀绣研究所的技师，也是重庆蜀绣的市级传承人之一，今年已经70多岁。1980年代因首创双面异彩绣工艺获得全国同行肯定。

胡惠琴说：“我1961年进厂时才17岁，现在一晃50多年过去了。那时是计划经济，厂里的主要任务是完成上面下达的生产指标。”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挑花刺绣厂因经营管理不善，而“落雨背稻草”负债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挑花刺绣厂只有靠减员增效，胡惠琴等一批职工提前退休。

退休后，胡惠琴挺过了一段艰难的时光。她说：“那时退休工资只有几十块，好在我懂传统的刺绣工艺，一些私人老板请我去绣被面，但那些人看重的只是效率和金钱。我不愿为了挣工资，而省去传统刺绣的一些工序和环节，时间一长就产生矛盾，只有自己走人。”

从2000年起，胡惠琴一边开办“胡大妈”刺绣坊，一边在渝中区张家花园的一套居室里开办了培训班，对外招收学员。在这之前，胡惠琴尝试过在磁器口开绣品店，最终因每月收入不够支付房租水电而关门。

据介绍，像胡惠琴一样在外开班授徒的原挑花刺绣厂技师有好几个，但这些人开班授徒的路走得并不顺。胡惠琴说：“十多年来，我教过的学生只有大约300人，而且真正坚持下来，并掌握传统刺绣工艺的只有十多个的样子。”

在胡惠琴看来，一个人学艺的前提是要解决吃饭问题。“现在一个装饰工一天的工钱就两三百，用传统工艺绣一件精品，有时一个月甚至半年都完成不了，这样下来一个月的收入还抵不上一个装饰工，在经济效益上不值当，有时连生存都困难。”胡惠琴说，“这使真正能静下心学习蜀绣的人不多。尽管如此，我还是想把蜀绣做大、做精、做美，让我的学生起码能够生存。”

对此，另外一位蜀绣重庆市级传承人黄敏也有同感。“学习蜀绣要有一定的美术功底，要融入自己的思想和灵感。”黄敏说，“绣出形容易，绣出神却很难，‘心灵’才能手巧，首先要有这方面的兴趣爱好，又能耐得住寂寞，现在静得下心来的人的确不好找。”

重庆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彭勇认为，相对于苏绣从业人员已有上万人的队伍来说，重庆从事刺绣的人数少得可怜。当前应该做的是，政府有关部门应高度重视蜀绣人才的培养和扶持，安排各项资金给予支持，解决蜀绣传承人及其学徒的基本生存问题，以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传统工艺已逐步丧失

事实上，蜀绣一直存在着川东、川西两个流派，其技艺和风格有着明显区别。改革开放以来，重庆蜀绣在针法和风格上有了一些创新，如，胡惠琴在1980年代首创的双面异彩绣，康宁独创的双面异形异色绣及作品《迷》，李尚余的蜀绣“苏葡萄”和《猫熊图》等。因此，在2006年，曾经是挑花刺绣厂技师的李尚余、康宁等重庆蜀绣艺人提出了“渝绣”的概念。

“这个概念提出后不久，四川省有关方面专门来函表示，蜀绣不管在重庆还是在四川其基本针法同出一脉，只能分两个流派，而不能有两种概念产生。”向余明说。

作为李尚余的女儿，李淑兰最能体会父亲当时提出“渝绣”概念的动因。李淑兰解释说，当时李尚余等人提出“渝绣”概念除了基于蜀绣在重庆形成了鲜明的地域特色，还另有隐情。她说：“挑花刺绣厂停产后，我和父亲就到七星岗的一家民营绣品公司打工，这个公司为了创品牌，就鼓动我父亲和其他重庆蜀绣界的艺人提出‘渝绣’的概念。”

“传统蜀绣有124种针法，但常用的只有30多种，如晕针、切针、拉针、沙针、汕针等等。其中衣锦纹针最有特点，是区别其他三种名绣和绣种的根本标志。”黄敏说，因为一直在成都蜀绣厂工作，并且师傅是当时成都蜀绣厂较为有名的胡云生、郝淑萍等人，所以黄敏的绣品沿袭了蜀绣川西流派的特点，显得中规中矩，不像胡惠琴、康宁、李淑兰等从重庆挑花刺绣厂出来的人泼辣大胆。

四川省在蜀绣方面的国家级传承人郝淑萍在电话里说：“蜀绣的源发地在四川，两地蜀绣从三国两汉时期就同出一门，几千来重庆蜀绣的基本针法都是沿用传统蜀绣的针法。到现在也没有形成独立的针法体系和理论支撑，况且当今刺绣界也不认可。”

郝淑萍还以川剧和羌绣为例，进一步说法这一问题。她说：“川剧在重庆很有影响，也有很多大师，但他们没有因为四川、重庆分属两地就提出改称‘渝剧’。四川有一种小绣种叫‘羌绣’，因为针法及绣出来的东西和蜀绣完全不一样，而国家有关部门和刺绣界认可其为单一的绣种。”

“其实，叫何名称并不重要，最根本的是蜀绣传统工艺是否得到了有效传承和保护。不论是叫蜀绣，还是叫渝绣，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是：传统民间艺术都应该扎根民间，否则就会失去土壤。”彭勇认为，四川、重庆两地的蜀绣，有各自的特色和风格，因为两地的文化底蕴和习俗，以及从业人员的素养存在差异。

彭勇的一席话点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他说：“当前四川、重庆两地蜀绣行业存在‘同行生嫉妒且互相挤压’的问题，而在重庆，本来不多的从业人员把精力过多用在开培训班和开店上，没有下力研究和保护传统工艺，加上政府有关部门重视引导不够，一个直接的结果是‘好师傅打烂账，歪师傅忙不赢’，创新的东西只有小突破，传统工艺却丧失了。”

“惜售”心态制约发展

“为绣荷包儿有人求，……瞒倒爹娘绣得忙”这首少女给情郎绣荷包表达爱心的民歌，在当下为蜀绣发展小件刺绣用品，走大众化之路提供了思路。苏绣就是在这种潮流中顺势而上，设计出许多款式新颖的刺绣产品，并成功地占领了刺绣市场的。

据了解，蜀绣作为日常用品的需求量较大，仅手机套绣品就具有较大市场空间。截至2011年底，光是手机持有量，我国普及率就达到73.6%。更不用说被套、枕套、手帕等刺绣用品了。此外，发展小件旅游纪念品也是实现蜀绣产业化的方法之一。

但胡惠琴等人却坚持走蜀绣精品之路的理想。胡惠琴说，绣制精品是蜀绣的固有传统，这一传统观念在蜀绣老艺人的头脑中根深蒂固。“现在我绣的葡萄市场价值在10万以上。”胡惠琴认为，“这还要看购买者是否真的喜欢蜀绣。如果不是发自内心地喜欢我的作品，给再多的钱也不卖。”

这种惜售心态在康宁、李淑兰、黄敏等人身上同样存在。康宁是蜀绣在重庆市唯一的国家级传承人，《谜》是康宁的代表作之一，这幅作品的正面是神情温婉的宫庭美女，反面是令人毛骨悚然的骷髅骨架。2008年8月至9月，康宁受北京奥组委邀请，带着《谜》等蜀绣作品进京展览。一位英国收藏家一眼就相中了《谜》，提出用50万元人民币购买，但被康宁拒绝了。

康宁在谈及当时不卖的原因时说：“我创作的每一幅作品都需要刹那间的灵光闪现，因此精品一般难以复制。现在要我再绣一幅同样的《谜》肯定绣不出来。”一位爱好蜀绣收藏的藏家透露，康宁的《谜》现在的市价保守估计已在百万以上。

黄敏也对自己即将收工的《孔雀》心存期待。她说：“几年前，我的一幅双面绣卖了2万元，现在我都觉得可惜。这幅《孔雀》我断断续续绣了三年，没到一定的价位我肯定不卖。”

当然，这些掌握蜀绣传统工艺的传承人并非完全孤芳自赏，也在思考如何更好地发展的问题。由于失去了挑花刺绣厂这一生产研究平台，他们只能各自为阵地走出去尝试各种生存发展之路。

2010年上海世博会时，已近古稀的胡惠琴就带着自己的作品随同重庆市有关部门参加重庆馆的精品展示，以扩大蜀绣和自身的知名度。2011年，黄敏协助江北区五宝镇农民刺绣专业合作社，创作设计了单面绣《记忆江北》系列图稿并绣制实样，成为江北区政府对外交流礼品。黄敏说：“通过与政府有关部门和大型企业合作，走高端礼品之路也不失为正确的选择。”

但不论怎么发展，形式怎样变化，蜀绣“用丝线描绘细节美”的本质不应该变。

链接

清末即有行业协会

作为专门技艺，历史上刺绣常为朝廷官府控制，如宋朝始设“文绣院”，招纳绣工专为皇室绣制御服及装饰品；元代在全国各地设有绣局；明代设内廷作坊专管各项工艺制作；清代同类机构叫造办处。这些官方机构除了督造朝廷政府所需，对刺绣行业的正常运行，提高其社会经济地位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清政府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在成都成立四川省劝工总局，内设刺绣科，聘请名家设计绣稿，同时钻研刺绣技法。但蜀绣民间组织比官方劝工局要早。道光年间(1830年)，民间组织“三皇神会”成立。这是一个由铺(店主)、料(领工)、师(工人)组成的刺绣业的专门行会，通过建立行规，确定专业分工，维持行业内部各方的利益。这表明蜀绣已从家庭逐渐进入市场，形成广为社会所需的规模生产。

“三皇神会”时期，刺绣分三类：穿货(生产礼服、霞帔、挽袖及其它实用品)、行头(剧装)、灯彩(红白喜事用的围屏、采帐等)。到劝工局时期，在实用品外更丰富了刺绣欣赏品类，如条屏、中堂、斗方、横披等，题材除以古代名家画作如苏东坡的怪石丛条、郑板桥的竹石、陈老莲的人物等为底本，还请当时名画家设计绣稿，并绣制流行图案，题材较为丰富。

趣闻

成都蜀绣“盗用”顾绣名头

清末至民国时期，蜀绣在民间广为盛行。有关史料记载，当时来成都、重庆的外国人，“多购买数十年外之旧绣品为玩物，能出重价”，如“女人之裙幅，购去即作门帘；神会之绣帐，购去即为壁上之屏幅”，当然还是以其精致的绣图为珍；实用转而为玩赏，自是其审美价值的提升。若传至今日，又不啻是一般装饰物了。这仅是蜀绣民间性突出的一个方面，凡生活所需，民间即不乏绣制。城乡妇女闲时多自绣鞋帽枕套头巾甚至帐帏被面等，操练极精者即成高手。

那时，上海露香园的顾氏绣，由明代传至清朝，着意宋元名画题材入绣，点染成文，无不精妙，世称顾绣，是典型的闺阁画绣，几成民间刺绣代表。清末成都同苏杭一带相同，绣铺多打顾绣招牌，虽属意包装，以示其绣品上佳，但也昭示蜀绣能汲纳顾绣技艺。据说清道光年一从苏州调任四川的官员随带戏班中便有三个绣衣师傅，均为男子，皆是顾绣技法。后招徒授技，顾绣之法遂融于蜀绣，使蜀绣老艺人几乎都是男子，其原因就是当时招徒囿于世俗之礼而不能招闺中女。

文/图 本报记者 李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