刹那芳华 重庆话剧破局之困
1913年3月底,在大梁子大舞台演出的话剧《一炸弹》,写下了重庆话剧演出的开篇。如今,重庆话剧走过近百年跌宕岁月。
与近年来外来话剧在重庆受热捧,截然相反的是,重庆本土话剧仍在初尝市场化的道路上曲折前行。重庆市话剧团去年演出的话剧均未收回成本,303话剧社仍挣扎在温饱线上,重庆目前仅有的两个市场化经营的剧社发出的力量还很微弱。
从雾季公演时期的二十八个剧社,减少到现在的两个剧社,重庆话剧日渐式微。面对“强势入侵”的外来话剧,重庆话剧怎样才能绝地逢生?
A真相 《茶馆》来渝售罄与屯票的秘密
2013年3月19日至21日,中国话剧史上演出场次最多的话剧《茶馆》将在重庆大剧院上演。这部上演达614场次的话剧此次由梁冠华、濮存昕、杨立新、冯远征等主演,重庆大剧院官方公布的票价从100元至1080元不等,《茶馆》在2013年2月21日至3月2日北京当地的演出票价为80元至880元。
《茶馆》从2013年1月11日早上开始正式对外销售,由大剧院、票务代理商等多方渠道进行销售。
据重庆市保利剧院管理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杨光透露,自话剧《茶馆》开票当日起,每天打电话来订票和咨询的观众络绎不绝,还有人跑来公司求票。
早在春节前就有多家媒体爆出话剧《茶馆》第一场门票已售罄,负责《茶馆》票务代理销售的大麦网项目经理赵越表示,《茶馆》第一场门票全部卖完了。
2013年2月的一天,刚从公司返回家中的王蔚泽守在电脑前傻了眼,原以为还有一个多月时间才开演,票可以慢慢买。结果下班后登陆票务网站查看,《茶馆》第一场所有价位的门票均已告罄。
他打了个电话去大剧院咨询,对方回答“3月19日的《茶馆》演出票已经卖完了”。于是,王蔚泽登陆淘宝网,在搜索栏里输入“话剧《茶馆》重庆”,不到一秒的时间内,他找到了十余家正在出售话剧《茶馆》重庆站演出门票的网店。
经过多番对比和观察,王蔚泽选择了一家本地三钻信誉、开店时间一年多、好评率接近100%的网店进行沟通。
“请问3月19日话剧《茶馆》的票还有吗?”王蔚泽在旺旺里开始询问。
“当然有,你想要多少?”自称是刘先生的卖家很快回应,并将手机号和实体店地址发给王蔚泽。
“我想要两张连号的。”王蔚泽看到了买票的希望。
“19号的两张连号肯定有,位置保证你满意,比你在官方买的好多了,好位置的票一般都在我们手里。如果不放心我们可以在当天当面交易,我做了很久了,回头客很多,我们有自己的渠道拿票。除了100元、180元的确实没有了,其他价位的都还有”。
王蔚泽在网店上看到,《茶馆》最低票价100元的票被抬高到199元,而180元的低价票也被抬高到236元,这两档被抬高价位的票已经卖完,其他价位的票均保持原价并且有货。
最后,王蔚泽决定在这家店买两张480元的票,为了防止上当,他和老板约定3月19日当天在大剧院门口进行现货交易。
B幕后 本土话剧与外来话剧的“双重境遇”
话剧《茶馆》的热销在重庆并非单一事件,近几年外地来重庆演出的剧目越来越多,最高票价达到上千元。
“我在全国各地演出,也看过不少话剧,最高票价上千的情况,即使是北京、上海那样的大城市也非常少,但在重庆这种情况并不少,外地来重庆的话剧演出最高能卖到一张演唱会VIP票的价”青年演员曹苼说。
赵越介绍,重庆目前的演出市场处于二线城市水准,近几年来的销量一直在提升,但距离发达城市仍有差距。很多来重庆演出的外地剧社销量都不错,《简·爱》、《暗恋桃花源》、《初恋》等等,这些剧卖得非常不错。去年本地303话剧社的《嫁给经济适用男》票房也比较理想。
“随着国泰艺术中心的建成,将有更多话剧呈现在观众面前。我们预计在今年的五六月份会有话剧演出,因为中心才开始营业,所以刚开始只会有零星的几个剧,还不会安排太多演出,之后我们会逐步引入更多的话剧”,重庆演艺集团负责国泰艺术中心项目的符杨介绍道。
重庆大剧院2013年上半年演出的话剧剧目有《恋爱的犀牛》、《分手大师》、《后青春期的诗》、《茶馆》、《风华绝代》,票价从40元至1280元不等。
“我们上半年演出的话剧都是外地引进的,有明星演员、明星导演甚至明星编剧的加盟,票房方面还是有保障的,我们将来还会引进更多的外来话剧,丰富重庆的文化市场”,杨光如是说。
“在诸多价位的票中,最畅销的是低价票,因为购买门槛低。
其次是高价票,因为位置好,有面子。中间价位的票是最难卖的,在消费者眼中,中价位的票既不实惠,又不能享受近距离接触明星的待遇”,赵越坦言。
“就目前而看,话剧确实是一个朝阳产业,确实会有越来越多的观众进来,然后人数越来越多。话剧需要培育市场,要先让观众知道什么是话剧,他怎么来感受话剧”,重庆市话剧团演员袁冶说,“观众需要刺激,可能明星、大腕能刺激他,可能名剧能刺激它。只要外地来重庆演出的话剧都有黄牛党,跟票务商是一起的,票务商专门提供一批票给黄牛党,本地话剧目前还没黄牛党”。
赵越还表示,我们的票务销售点外地来渝的话剧曾经出现过排队买票的情况,比如去年赖声川的《暗恋桃花源》,因为有何炅、谢娜的加盟,有一天早上有十几个人来公司排队买票,排队买本土话剧票的情况在我印象中还没有。
一面是外来剧“火爆”惹黄牛党搅局;另一方面则是本土话剧黄牛党“无人问津”。
“我喜欢看话剧,比如孟京辉的《恋爱的犀牛》,导演知名度很高,剧目本身质量有保障。本土话剧暂时还没想过去看,不是太感兴趣”,重庆教育学院教师李贵节如是说。
C现状 衰落的“话剧圣殿”——抗建堂
被誉为“中国话剧的圣殿”的抗建堂,于1940年初步建成,1941年完成扩建。如今,抗建堂正遭遇着“被路过”的尴尬。
郭沫若、曹禺、吴祖光、张瑞芳等众星云集,中国万岁剧团、中央青年剧社、中华剧艺社等名剧社扎堆,《棠棣之花》、《北京人》、《雷雨》、《牛郎织女》等名剧目轰动全国……然而,这些都只是抗建堂的曾经。
抗建堂淹没在繁华的渝中区中山一路观音岩附近,原本一块长方形红底白字的“抗建堂”招牌在前几年的旧城改造中被拆除,至今,抗建堂剧场仍然没有醒目的招牌。
1949年12月15日重庆市话剧团成立于抗建堂,作为20世纪50年代全国十大著名剧团之一,重庆话剧团的历史甚至比著名的北京人艺更早。然而,今天的抗建堂却被很多人遗忘,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北京人艺的全国巡演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
“八十年代的时候,抗建堂的话剧演出场场爆满,连站票都卖完了,那个时候跟北京人艺可以平起平坐,在全国都非常出名。重庆市话剧团去年的商业演出票房不理想,根据去年的情况,在重庆天地演出的情况比较好,大概两百人左右的情况都有(总容量约500人),票价80元、120元、180元。情况糟的时候只有十几个人(总容量接近400人),是在抗建堂演出的,票价为50元、80元、120元”,袁冶说。
2011年重庆市话剧团正式改制,成立了重庆市话剧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市场接轨成为话剧团不得不面临的一个问题。重庆市话剧团2012年演出的所有剧目均未收回成本,全年票房总收入共235247.5元,还不足以支付剧团员工一个月的工资开支。重庆市话剧团至今还没有一个专业的负责市场营销的员工,在初步尝试市场化的路上跌跌撞撞。
重庆市话剧团办公室主任姚春燕介绍,“2011年重庆市话剧团开始以企业形式对外出售话剧票,最初的售票工作由团里自行负责,话剧团的职员将演出信息发布在网上,售票则通过图书馆等公共场所进行销售,起初几乎卖不出钱”。
后来,团里尝试了两次团购销售。两次团购后,朋友劝住了不熟悉演出市场运作规律的姚春燕,低价团购会打乱演出市场价格体系,而且低下去的票很难再高起来,这对于买正价票的观众来说伤害很大。
目前,重庆市话剧团与票务代理公司、文化传播公司等进行多方合作,由票务代理负责部分销售工作,文化传播公司负责部分市场策划、宣传和执行工作,文化传播公司还提供部分演出场地和设施。分别以按销售额提成和票房分账的形式与票务代理公司及文化传播公司进行合作。
“2012年,我想宣传剧团的一个戏,就把票拿了一部分出来给在商场做负责人的朋友,想让他通过做活动的形式把票送出去。结果让我非常难堪,第一次送票的时候朋友欣然接受;第二次再送票的时候,朋友拒绝了,说没人愿意来看,抗建堂没有停车场很不方便”,姚春燕坦言。
D改革 小剧场模式的本土化曲折探索
近年来,重庆本土只有市话剧团和303话剧社两家剧社坚持商业演出,他们都在小剧场演出的探索之路上曲折前行。
源于西方的小剧场话剧已经从一开始的“形单影只”开始席卷中国话剧界,尤其是1995年北京人艺小剧场建成后,小剧场话剧发展得如火如荼,甚至已经大规模地影响到了流行文化。
小剧场戏剧运动最早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洲,是西方戏剧反商业化、积极实验和探索的产物。1982年,导演林兆华第一次将小剧场话剧《绝对信号》搬上了首都的戏剧舞台,这是中国小剧场话剧运动的开端。
在随后的几年中,小剧场戏剧的影响悄然渗透于全国各地,导引人们在话剧出现危机、大剧场的演出不甚景气的情况下,通过调整观、演距离,进行小规模的探索和实验,来实现话剧自身的突破与提高,招引观众重新回到剧场。
2009年春天,一群年轻人,在豆瓣网上发布了一个活动,组织一帮喜欢话剧的人一起来排演一场话剧《雷雨》,地点在四川美术学院老校区。活动一发出来,响应的人非常多,但最终去的人还不到十个,就是最初这不到十个人的小团队,渐渐发展壮大,并成为了目前重庆唯一坚持小剧场商业演出的民间话剧社。
“303话剧社首次面对市场是2011年11月演出的《哥们姐们纯种时》,演出地点在沙坪坝区文化馆3楼,当时卖出大约100张门票(总容量200人左右),票价统一50元,据我们的工作人员统计观众笑声达两百多次”,303话剧社策划人安小陌介绍。
“本土话剧的销售情况,相对来说303话剧社市场反响不错,《嫁给经济适用男》的上座率保守估计至少超过5成,沙坪坝区文化馆、重庆天地剧场等场馆都有演出”,赵越如是说。
303话剧社2011年12月刚开始演的《嫁给经济适用男》,曾引发了一次观众求站票的行为。“当时重庆刚开始做小剧场,经济适用男这个话题也比较抓人,当时全国这个剧也比较火,加之档期在圣诞节前后,因此爆满”,主演《嫁给经济适用男》的303话剧社演员祁杰夫说。
“市场观念转变了,连人艺都开始搞小剧场了。八十年代初,没有更多的娱乐项目,电影、电视很少,很多人愿意看话剧,当时的话剧是一个很重要的娱乐项目。娱乐项目增多后,话剧渐渐没落。小剧场今后会成为一个主流,这是一个轮回。玩完这个之后,就想玩那个,只是重庆市民还没玩够那些东西,所以现在的小剧场还不够火爆”,袁冶如是说。
303话剧社演员刘华说自己曾在演出《两个shashou有点冷》时拿观众开了个玩笑,刘华问:“有没有第一次来看话剧的观众?”结果下面很多人马上举手,刘华很高兴地讽刺了他们说:“第一次来看话剧还好意思举手。”
“许多市民满脑子就只有蹦迪、唱歌、喝酒,只有娱乐,重庆的畸形市场导致了全民的文化素质不能提高,本土小剧场起步晚,发展也很难”,刘华补充。
“我们从2009年初成立至今,一直坚持小剧场演出。经费困难问题到现在还没解决,我们是民间的剧社,没有任何政府补贴。我们都是自掏腰包,直到现在还亏本,亏得不是很多,基本上能够自负盈亏”,安小陌说。
重庆市话剧团2012年共演出17场小剧场话剧,引进了李伯男的《轻度深爱》和杨晰巍的《今夜和谁去浪漫》,每一部的制作成本在十多万元,虽然成本未能收回,但姚春燕表示“小剧场的演出不能断档,必须一直坚持演出,才能把市场培育起来,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的话剧。但是每年的下乡演出任务和大戏任务中断了小剧场排演,这点让我们感到非常头疼”。
E两难 重庆市话剧团“三进三出”困局
“引进人才、引入外部资金、吸引更多观众,是重庆话剧发展必须解决的三个难题。
可现在面临的情况却是人才的流失、资金涌入外地剧团、许多观众到现在还不知道重庆本土有市话剧团”,姚春燕一边摇头一边说。
重庆市话剧团目前有一百余员工,其中专职编剧和导演都没有,有三名演员同时兼任导演。
“我们现在编制内员工一共八十余人,编制外二十余人,其实还想招很多人,但是没有足够的预算,待遇不高,转制后没有员工编制,很多演员都不愿意进来”,姚春燕补充说。
“话剧在全国来说都太难生存了,我们那个时候被安排下乡演出,演员住的是毛坯房,十几个人挤在一张大床上。有理想的话剧演员最后还是为了现实跑了,我就比较没追求,早早地就退出来了。团里没有钱,全靠政府拨款,五年前我那个时候的工资只有一两千元,用现在的话来说叫‘屌丝’。如果不是政府拨款,全国大部分的话剧社都无法生存下去”,曾在湖北省话剧院担任演员的张雄说。
“本土没有培养几个好的青年导演,编剧也基本上没有培养。这是由于市场决定的,做市场需要资金投入,比如培育一个编剧,至少需要投资一个戏来看看市场反响如何,培养一个导演同样也如此,但是在重庆市场还没达到这个氛围,我明知道要亏,为什么还要投钱(培养新人)。目前来看,重庆的市场假如要去投资培养一个新的导演或者编剧,风险比较大”,袁冶说道。
“真正因为话剧走出来的巨星几乎没有,即便是北京人艺的那些老戏骨,其实也是靠其他影视作品才变成明星的,比如冯远征靠的是《不要和陌生人说话》、梁冠华靠的是《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和前段时间炒得很火的《神探狄仁杰》。这就造成了话剧团许多演员转换去做影视演员,为了生存和发展,这种选择是必然的”,姚春燕坦陈。
“近几年演艺市场火爆,各种各样的演出越来越丰富,许多投资商和公司愿意将资金涌入演艺事业。由于市场起步晚等问题,涌入重庆话剧业的投资还很少。目前还没有企业愿意花数百万元来给本土话剧团制作一部剧,国家‘掏腰包’造成了创作题材上的一些限制”,赵越认为。
重庆市话剧团每年春节期间和夏季必须到各个区县和乡镇进行公益文艺汇演,由政府补贴话剧团组织演员自行搭建大篷车进行综艺演出,2012年全年,这样的演出达47场。“如果没有演够,就拿不到政府补贴。安排的任务必须演,到了每一个区县都得盖章。下乡演出以小品和唱歌、跳舞为主”,一位不愿具名曾在重庆市话剧团工作的演员透露。
2012年,重庆市话剧团的年度大戏《幸存者》开始排演,这是一部制作成本达350万元的话剧,整个创作班底达三十余人,2012年花了一个月零十天时间排演,由于该剧尚在打磨中,2013年仍需要继续排演。加上每年下乡演出的任务,全年至少有三四月的时间不能排演其他剧目。
“重庆市话剧团目前只有一个制作班底,不能满足多部剧目的同时排演,因此,每年的‘大戏’任务,挤占了其他剧目排演的时间,但又不得不去完成。为了排演大戏参加比赛,其他的剧都被卡死在那里”,姚春燕解释道。
“说实话,外地来渝表演的剧,也有好的,从硬件上制作条件上来说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但是就剧目本身而言,差距并不大。比如上海,做了近十年才会有现在的不断创新,但是重庆现在才开始做小剧场,还在探索市场到底想要什么需要什么,我们能给予他们什么。等满足市场之后,市场回馈给我们之后,我们满足了温饱之后,我们才能去思考,我们怎么来创新,怎么来发展”,袁冶认为重庆的话剧未来充满希望,但目前依然很艰难。
文/本报记者 李诗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