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亲妈妈的省思
胡因梦：作家，翻译家，演员
有些人问我孩子的父亲缺席会不会造成心理上的伤害，我从自己的成长过程体悟出每个生命都有独特的学习方式。这个宇宙有一个隐含的、失序中的秩序，我们一旦学会正确的观察方式和面对的勇气，就能体会老子所说的“随波逐流”的滋味。
我的女儿洁生从几个月大，就展现了冷静观察人的倾向。访客过去逗她玩，她先不动声色地上下打量一番，等到对方通过了她的检验，才放松地互动起来。她的感官特别灵敏，一岁半就喜欢吃鱼头，鱼刺一根不剩地全吐了出来，偶尔有一根卡在喉咙眼，她竟然不慌不忙地把食指和大拇指伸进喉咙，小心翼翼地拈出刺来，包在面纸里交给翠英。她的自尊心强，轻轻打一下小手心，便哭得如丧考妣，我和翠英很快地认清这个孩子只宜鼓励、不宜惩戒。她的占有欲重，竞争心强，安全感也比一般小孩缺乏。我时常近乎谄媚地称赞她，做她的拉拉队长，她却以冷静的小眼睛直观地看进我的内心，立刻看透了我的过火演出。
作为一个单亲妈妈，首先我必须神智清明地接受孩子的父亲缺席的事实，而没有任何责难、内疚或不平衡，因为上述的反应都是愚蠢和多余的自虐。为了孩子的幸福，我必须治疗自己的身心，只有当我健康时孩子才能直接受惠。
接下来我要问自己：什么才是爱的教育？我所能领悟出的答案是：尊重她，给她试误的自由，给她自己寻找答案的独立性和空间，教给她观察内心活动和关系互动的方法；当她被这个荒谬的世界熏染时，协助她找回清明的自性；当她跟着众人一起颠倒时，协助她从倒立的状态回归正直；当她叛逆时，要为她指出叛逆之中虽然有某些洞见，但毕竟不是完整的认识。
在人类的基因之中，动物性、人性和神性本是同时存在的；你必须接纳这个事实，如同你接纳自己一般。
生病，一种自我的珍视
师永刚：媒体人
我从来不信的东西出现了。
那天凌晨，我被一种奇怪的声音叫醒了。那声音隐藏在我的身体的内部，仿佛一群怪异的灵魂，在我的肉体里缓缓地行走。它艰难的蠕动，令我的心灵疼痛，那种疼痛让我体会到了声音的可怕和内部的斗争，而更让我吃惊的是，疼痛居然是有声音的。
坐在床上，我才发现，那声音居然就隐藏在我的嘴里，并且那声音还有着可怕的形状，那就是它让我的腮帮子肿了起来。
我在镜子里看到，一颗牙在我的牙床上一点点地摇晃。我觉出了它在跳舞时的放荡和无谓，这时我才深切地觉出，我的牙病了。牙齿成了叛逆，我成了自己身体的受害者。我开始体会到了一种新的伤感，那就是在你面临一种自己内部的敌人时，所遭受到的尴尬。
因为你无法不控制自己去想，去和自己的牙作战。因为，是它让我疼，不，是我让自己疼。而疼，使我体会到一种全新的感受，那就是我忽然发现了这只牙，是疼让我看见了它。
生病其实只是自己对自己的提醒，也是对于自我的珍视。它使你在生命的中途，可以停下来，稍微看看自己，并且不致于将自己迷失在人生的行程中，最重要的是，你不能忘记你。
我的牙终于在第十五天时，要拔了。我有些无奈地在那个早晨去看牙医。在我刚步入牙医的小房之时，那牙忽然安静下来，它一声不发，沉默使我忽然变得安宁。就在这一刻，我改变了主意，我要让它保存下来。
我回到了原来的房子，我很庆幸在最后一刻，它停止了挣扎。而我在最后一刻，也改变了主意，因为我不能想象，在我阔大明亮的嘴里，健壮、明洁的牙齿的队列中，会有一名缺席的战士。有一个小小的洞，让风嘶嘶着毁坏我的声音和感觉。
至今，在我的嘴里，那颗病牙仍用黄黑的面孔存在于雪洁的队列中，尤如我用本性存在于人类的群体中。
说城市
居于成都
麦家：作家
我非蜀人，入得蜀来，要学习适应的习俗着实不少，甚至连基本的吃、喝之道也要从头学起。吃的学问主要在于对麻辣的麻木，这跟我有些为难，至今要领不得，感受平平。相比之下，喝的功夫是练到家了，有感情了，若是隔三差五的不去泡泡茶馆，心头是欠欠的。好在茶馆遍地，茶钱相应，满足一下也非难事，所以这等欠然倒是少有。
成都的茶馆之多，绝对没有哪个城市敢来一比高低的。尽管这样，也没有哪个茶馆经营不走的。哪个茶馆生意都好，都人满为患。有人说，在这个城市里，每天都有三十万大军泡在茶馆里。成都人喝茶，喝的是雅茶，喝的是一种气氛，喝的是滴嗒滴嗒的时间。有人说，成都的茶馆就是一个社会，在这里，卖报看报的、吆喝擦鞋的、说书唱戏的、谈生意的、做买卖的、看相算命的、按摩掏耳朵屎的、访亲会友的、恩恩爱爱的、形形色色、无所不有。所以，说它是个社会，实在是一点不过分的，起码是个反映社会的舞台。有人说，如果中国的有钱人都是成都人，那么我们的餐饮税收一定还要翻几翻。从科华路到西延线，再到羊西线，再到玉林小区，再到杜甫草堂，满大街都是肉香油气。成都人不但自己爱吃，而且还替全国人吊起了爱吃的胃口，川菜、川酒正是经过成都人嘴巴的千年造化后变得滋味十足，色香迷人而风靡全国。有人还说，如果中国的有钱人都是成都人，那么中国的旅游业收入一定也会狂涨。到郊外农家去坐一坐、喝一杯茶、打一圈麻将；或者屋前院后走一走、钓一钓鱼、赏一赏花、真正是心旷神怡。
个性是城市的驱动器。成都人的个性在吃喝玩乐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并且由此精彩了这个城市，也演绎了这个城市的文化。如果说，鲜花象征着古典的诗意，那么成都人文、成都文化就是以这样的精神而显示出它的可贵，和这个城市的价值。坦率说，我喜欢这个城市，又害怕。我总觉得，或者总担心，在这个“腐化”的好地方，我的精神深处也会跟着腐朽起来。
香港的心灵净土
杨恒均：学者,时评员
今天是回到香港工作的第一天，去铜锣湾逛街买点必需品，不知不觉又来到“启超道”，我可能走过上百次了吧。我的人生好像一直在路上，而香港就曾经是我歇息的驿站。
大概从1992年后，时断时续在香港一直工作到1997年，香港原则上也是我人生中居住比较长的一个城市。接下来就是华盛顿、悉尼等国外的城市和地区，除了在澳大利亚悉尼居住的时间总数超过五年之久，其他国外的城市大多在一年左右。
15年后再次回香港，感觉有些复杂，夹杂了一些怪异。20年前来香港工作的时候，那时中英还在为香港回归较劲，香港向何处去？香港人向何处去？回归的香港是否依然“香”？香港人的心是否能够一起回归祖国？——这些问题是当时我唯一关心的。平安收归祖国领土，拉拢香港民心，是我最大的愿望。在大多数人眼里，活脱脱一个大傻冒。
时隔近20年，这个“大傻冒”再次回到香港，依然在思考国家与民族命运，而此时此刻的香港还真是很有意思，正好赶到香港人为保卫钓鱼岛前往日本领事馆提交请愿信、举行抗议活动。
然而，香港人同时却抵制“国民教育”。也难怪，有些大陆的朋友很不理解，既然如此爱国，为什么就不能接受“国情教育”与“国民教育”呢？
我想以我对香港的了解，是不是可以这样解读：守望故国领土很重要，但守望心灵的那片净土却更加重要。请不要忘记，当大清的统治者腐败无能，像割掉一个盲肠一样把香港“割让”给外国侵略者的时候，香港被外国人占领，香港人被出卖。但即便经过一百五十年的沧桑，香港人不但没有失去，反而比大陆人更早、更快地寻得了一片心灵的净土。
我愿意和香港人，和所有的中国人一起，守望领土，也寻回并守住心灵的净土。
雨游杭州
李娟：作家
香来之前，特意查了天气预报，说杭州阵雨。她一想：阵雨，就是下一阵就停的雨嘛，于是早上五点钟就起床义无反顾坐班车从太仓杀了过来。
结果雨一分钟不停地下了两天两夜。杭州在香来的那一刻起，正式进入梅雨期。香说她五行属水，果然没错。而我五行属土，还是大土，都没能克得了她。
一人一把伞，雨中的植物园像是遥古时代的某个场景。路边居然挂有“野猪出没”的牌子。我们一路乱走，环珮叮咚，雨中的一幕幕美景之所以暗暗地吸引着人心，因为总像是马上会有绝美的妖精出没。山林幽静，一个人也没有，小径被两边的千重枝叶堵塞，石阶没有尽头，睡莲沉浮野塘。舒缓圆润的草坡在雨中比在阳光中更加温暖诱人。
野地里还有一棵极大的香樟树，天啦，从没见过那么大的香樟树，树干粗壮，枝叶向四面伸展，在十米开外的地方都快要触地了。树停在水雾茫茫的草地上，在仙境的尽头一般。我们向那棵树走去，仰头致敬，太大了！所有的大树都应该得到惊叹和赞美！香樟是极美的树，其他没有任何树的枝干线条比香樟树的更缠绵悱恻，阴柔动人。
我们都穿着裙子，光脚穿凉鞋。我穿着还是木屐。脚磨得破破的，居然一点儿也不疼。香不停地给我采路边的栀子花，还摘了许多香椿和采薇。采薇阴干了泡水喝。香椿可炒鸡蛋。栀子花回家插满了两只碗，盈盈地盛在清水里，放了好几天，每天回家，一推开门，满室清香。
最不可思议的是走出植物园，寻向西湖的路上，这时下了一整天的大雨已经转为暴雨，我们竟然眼睁睁地看着一辆洒水车喷着水从身边上驶过。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杭州的洒水车司机也太尽责了！
谈艺术
“反贺岁片”
虹影：作家
标题不是反对贺岁片，我没有这个胆量。全国人民要快快乐乐过年，包四喜饺子，看春节晚会，加贺岁新片。普天同乐，天经地义，世界洁净无贼，何人会反对？
我的标题打快了，引号错置：不是“反”贺岁片，我只是想说：“反贺”岁片，或许是个更好的主意。
“贺岁故事”是英国人狄更斯在一百五十年前发明的文体。狄更斯很创新，但此后人人学样，情节就公式化之极——世界上有好人坏人：好人受苦，坏人得意；好人宽容，坏人心窄；好人乐天，坏人老跟自己过不去。一年364天如此，但是圣诞夜要翻一下个儿，让坏人“觉悟”一夜，做点好事，第二天呢无妨依然故我，继续为富不仁。
“贺岁小说”或“贺岁片”的毛病正是在于太真实。每年这一夜，凡是货真价实的坏人都想做一点好事，凡是老实巴交的好人都想放纵一回；营养不良的穷人必需饱餐一顿，捞足捞够的富翁都愿意施舍一点。所以我怀疑所有的节庆，都不是“文明”的产物，而是原始社会平等精神残留。最明显的例子，圣诞节，连战争都可能打不下去。拿破仑战争，克里米亚战争，波尔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都出现过“圣诞休战”：交战双方士兵，小心翼翼地互发信号，谈定了条件，才跳出战壕，在篝火旁握手言欢，打牌歌舞，分享过节伙食，踢一场足球友谊赛。
由此可见，真正贺岁，应当反其道而行之：果然近年开始流行“反贺岁片”：《恐怖圣诞》(SurvivingChrist-mas)，《一家疯子过圣诞》(ChristmaswiththeKranks)，甚至《圣诞坏老》(BadSanta)。里面有老太太吸煤气自杀，假扮的圣诞老人行凶杀人，堆雪人的木铲可以把人打晕。各种各样本来应当过了年节才发生的事情，成了反贺岁片热衷的故事。
我喜欢在吉庆宴会上大声讨论不吉利题目，例如明年流感爆发，股市大跌之类，引起全场侧目，我偷偷窃笑：至多明年不请我。鲁迅说过：不吉利话，是最真实的话。只是过节的人，不喜欢知道真相。
读历史
孔孟都是好老师
侯会：教授
从前孩子上私塾，先要给孔夫子的牌位磕头——其实孔子不教这么大点儿的孩子，孔门弟子都是“大学生”，比起今天的在校研究生还要大些；而且多半是“在职攻读”，一边读书一边做官、经商、当管家。孔子对这些大学生也相当客气，不大端先生架子。学生在他面前也都能各言其志，甚至给先生提个小意见什么的，孔子也不以为忤。
有一回孔子到武城去，听见街边百姓弹琴唱歌，不禁莞尔一笑说：杀鸡焉用宰牛刀！（原话是“割鸡焉用牛刀”）言外之意：礼乐是君子的专利，百姓操弄这个，有点糟蹋了！孔子的学生言偃（字子游）是武城的父母官，这时正陪着老师视察，接口说：我常听老师说，“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让百姓受点儿礼乐熏陶，难道不好吗？孔子听了，回头对其他学生说：各位听着，言偃的话是对的。我刚才不过是开个玩笑！——老师当到这个份儿上，我们只能说：佩服！
跟孔子相比，孟子就没那么随和了。他有个学生乐正子（名克），是鲁国人。孟子在齐国时，乐正子跟着一位齐国官员来到齐国，第二天去看老师。没想到孟子虎着脸问：你还来看我吗？乐正子一惊，忙问：先生何出此言？孟子说：我问你，你来了几天了？回答：昨天到的。孟子说：既然如此，我这话有错吗？乐正子解释说：我昨天找旅馆来着。孟子说：你听谁说的，先找旅馆、后看长者？乐正子只好低头说：学生有罪！（见《孟子·离娄上》二四）有一个时期，我们曾严厉地批判“师道尊严”，甚至老师要反过来接受学生的“教诲”和戏侮，这两千年的“进步”，肯定是孔老师、孟老师做梦都想不到的！
经历风雨，回头再想想，我倒认为：教育是分阶段的，不能总是幼儿园哄孩子式的。没有权威的教育，往往是失败的教育。只是这种“权威”不能靠打手板、揪耳朵来建立；靠什么呢？——了解一点孔、孟的言行，也许能获得一些有益的启示。
我们为何喜欢明朝桌凳
冯唐：作家
人心易变，潮流一会儿一个方向。前年兴吃红焖羊肉，今年兴吃水煮鱼麻辣蟹，后年不知道又会兴什么。可幸人心不变，多少年过来，还是两个心室、两个心房的结构，一些事情还是流转不散。从过去到现在，小孩子都要背诵“鹅、鹅、鹅”、“窗前明月光”，我们都喜欢明朝的桌椅板凳。
为什么明朝的桌椅板凳最牛逼？因为明朝（特别是明朝后期），推行了市场经济。仓廪实知礼节，饱富思淫，有了钱才会下体肿胀，开始琢磨美人“临去时秋波那一转”；所以明朝的文人写出《肉蒲团》、《金瓶梅》，所以明朝的匠人造出牛逼的桌椅板凳。
为什么我们到现在还喜欢明朝的桌椅板凳？对于这个问题，研究明式家具的泰斗王世襄陈述：“明及清前期家具陈置在我国传统的建筑中最为适宜，自不待言。不过出乎意料的是见到几处非常现代化的欧美住宅，陈置着明式家具，竟也十分协调。不难设想，如将上述的情况倒转过来，把近二三百年来，豪华的西洋家具摆在我国的古建筑中，必然会感到不伦不类，而为什么明式家具和现代生活却能这样合拍呢？思考一下似乎也不难理解，正是由于西方现代生活所追求的简洁明快的格调在本质上和明式家具有相同之处的缘故。”王老提出的“简洁明快”肯定是原因之一。
我们到现在还喜欢明朝桌椅板凳的第二个原因是“细腻精致”。明朝的桌椅板凳料好活细，大匠制器，好像大师作诗，“一年成二句，一吟双泪流”，好椅子做成，“日三摩挲，何如十五女肤！”
但现在逛红桥市场、潘家园市场，时常感觉害臊：东西做得太假了，活太糙了。要搬新房子，我需要添把椅子。两个选择:一是明式的黄花梨南官帽椅，一是Herman Miller的网眼椅Aeron。想来想去，我买了Aer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