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油画院“写生见性——杨飞云油画艺术研究展”的展厅见到艺术家杨飞云时，他正陪同前来观展的杨振宁先生看画。

二人笑眯眯地慢慢走慢慢看，杨振宁先生不时提问，杨飞云真诚作答。看展的人特别多，黑压压地聚集在两位先生身边，却都静静地移动，没有嘈杂。

杨飞云自幼喜爱绘画，历经最艰辛的岁月都不曾放弃。在中央美院师从靳尚谊等先生学习的日子里，他一头扎进“现实主义”，不断吸收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及中国几代大师的营养。素以典雅女性肖像画著称的他，这次却呈现了崭新的“杨飞云”——除了厚重精深的原典临摹，更耀眼的是一系列私藏风景写生。那些风景画，站定，细细看，能感受到人世间的现实与温暖。

6月的一个上午，骄阳下的油画院自有一种清朗。在工作室和杨飞云先生交谈了两个小时，他将有关艺术的表达、对当下的思索、对后辈的希冀，不急不缓地和盘托出，发散出一种沉静慈悲的感染力。

“古人说心中有丘壑，下笔如神赋。巴尔蒂斯说，脱离自然的画家，会渴死在泉水旁。这些都说得非常优雅，非常到位。”杨飞云如是说。

北青报：近十几年来，您为国内外画家做过上百场展览，却一直没有开个展。这次个展是怎样的机缘？

杨飞云：间隔16年的这次个展，发端是中国油画院要推出一个个案研究系列。学术研究展是对一个人全方位的考验——这么多年你在学术上做什么、你的思考是什么、你的成绩在哪里。同行来看的多，有什么问题大家探讨，真正寻找自己的不足。对于我们艺术研究院、中国油画院来说，从思考到实践上，也是想找一个点推动大家的研究。

结果大家都要往后推，总觉得要好好准备准备。这么好的季节，这么好的场馆，这么好的时代，逼得我没办法，我只能先上了。

北青报：怎么会想到“写生”这样一个主题？

杨飞云：本来一开始想的就是只展一个主题——风景。但是大家觉得必须展示全面一点，最后差不多40多年的东西都拿出来了，70年代、80年代、90年代以及2000年以后的。有意识地每个时期都呈现，纵向上尽可能地总结40年来的变化成长。

写生是个很普遍的事情。刚学画的人写生，梵高、伦勃朗、弗洛伊德（即卢西安·弗洛伊德）等大家，最后的创作也都是写生。心灵对大自然和生活有了热爱、有了观察、有了体验，之后才去创作。我现在60多岁了还每天写生。写生不是我要不要的问题，而是必须做的。

北青报：能够看出您对绘画的热爱。走近绘画的经历曲折吗？

杨飞云：我是内蒙古农村的。当了七年工人后，带工资考进中央美院，跟靳尚谊、詹建俊等先生学习。当时油画系招10个人，最后扩招到12个，有30多位老师教。他们都40多岁，正当最好的时候。我年龄偏大，能上学算幸运，又能赶上最优秀的一批老师，后来给他们做助教，也跟着参与油画学会、美院教学的一些事情。教书二十七八年后，又到了中国艺术研究院。本来想当一个纯粹研究性的画家，结果又给压力，让我做油画院院长。

这40年我体会特别深，中国油画积百年来最优秀的五代艺术家之力努力发展，我正好赶上中国油画最蓬勃发展的时期。

北青报：从工人到美院学生，过渡得顺利吗？

杨飞云：其实我压力蛮大的，班上最小的同学季云飞才15岁。我年龄大，又是业余的，过去画得多，但方法上没有经过系统训练，有很多不正确的习惯，如果不扳过来的话，慢慢结了壳就很麻烦。画画那些毛病，我直到进美院两年后才算扳过来，这其中吃了很多苦。

北青报：您怎样看待当下的艺术创作环境？

杨飞云：中国油画艺术家的队伍之大、人数之多，是人类历史上没有过的。这么多人在学习油画、从事油画、关注油画。即便是在欧洲油画最鼎盛的19世纪的法国，当时荷兰的、西班牙的、英国的……全世界的好画家都集中到巴黎那个不大的城市时，也没有出现过中国这么大的人群。

中国现在整个美术平台非常好，有百年的研究、五代人的积累，从最古典到最现代、最抽象到最写实，谱系不可能再宽，人群也不可能再大。

中国当下的绘画必须强调提高水平这条路，而不是追求拓宽。现在已经没有绘画边界上的约束，很多人都是自主性地实验各种材料，或者是把人类历史上的各种风格拿来，进行自己的改造。但是还需要提高，要有深度。

中国文化在过去的100年是很优秀的，尤其是绘画艺术。从文化艺术角度讲，绘画在中国近100年里建立起来的体系、人群、体量和水平，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在这种大的背景下，我们有很多优势，绘画在中国人的手里面，尽管有了相当的基础和很大的体量，但仍是刚刚开始，并不是已经完成什么了。

北青报：作为知名的油画艺术家，您认为应该如何平衡商业与艺术的价值？画值钱了，您怎么下笔？

杨飞云：一个艺术家的作品卖得太好了以后，如果他能不变形；一个艺术家太不顺利，如果他能不变形，我觉得这两点是很重要的。比如说有很多画家很顺，像中国的张大千和齐白石的后期、国外的毕加索、马蒂斯。也有一批画家非常不顺，像中国的黄宾虹，国外的梵高、塞尚……但我一直非常清醒的是，美术史是公正的，不顺的画家能做到世界一流，而顺的画家也还是世界一流，这才是根本。看一下周围，稍微卖掉些画就会变形、稍微吃点苦就刹手不画的，都成问题。

画最怕两点。一个是应景之作——你要什么我给你画什么、你喜欢什么我给你画什么。第二种就是看钱画画。画是个精神劳动、精神产品，一个时代能留下来几个画家？上一个100年有多少画画的？宽容点从里面只能数出20个画家。所以有句话是“没有艺术这回事，只有艺术家”。艺术家是什么人呢？绘画激发了梵高，是艺术改造了他。黄宾虹说中华大地无山不美，无水不秀，这是一种情怀，是一种境界。所以说艺术家是在做精神的，如果他自己的精神都战胜不了钱、权，这个艺术家能走多远？那还不如直接去赚钱。因为你有艺术价值，所以才有价钱上的价值。你只要持续观察20年，一流的艺术家就在一流的价格上。那你到底是要当一流的艺术家，还是要当一流的商人？

北青报：您早期是以画女性肖像画著称，您的画特别能抓住女性不为人所察觉的那种感性和美丽，特别是画的第一张芃芃，打动了很多人。

杨飞云：他们旁人也说老杨命好（笑）。其实我没有太多的那种选择啊什么的。芃芃跟我学画、给我做模特儿。她本来是学中医的，因为生了孩子以后，除了老跟我出国看画，就是在美院听课，她慢慢改变了，觉得做别的太没意思了。

第一张画的芃芃，当时她才12岁，我在文化宫管美术，她放学来这边学画。那时我还不会画油画，弄了个硬纸板，滚点油漆，然后就画了。

北青报：在油画院也有很多年轻艺术家，您怎样看年轻人的迭代，对他们有哪些寄语？

杨飞云：我上学那个时候，所有的画家都聚集在大学里面教学生。教学会有瘾的，离开学生就感觉枯竭，失去活力。学生和老师的关系不是世俗关系，是学习关系。学习关系可以维持一生，能让人保持一种非常长的艺术生命。

现在的年轻艺术家是特别幸福的，但是他们往往意识不到，于是有些时候信念没有那么强，有时候对画画的热爱也会受到各种各样的干扰。

画画最珍贵的是凝聚精气神，是一种修行的功夫，靠一笔一笔修行到位。现在物质力量很强，再加上网络的影响——比如现在的手机，似乎让你什么都能看到，实际上又什么都留不下，还把你的精气神吸去了，再画起画来，哈欠连天，兴趣就没那么纯、那么饱满。

其实我有一种很酸楚的体会。现在的学术方向和条件环境，放在我们小时候简直做梦都想象不到。比如现在的孩子们，想明天去法国看画或者去意大利写生，都可以立刻实现，而我们是好多年之后才有那个条件。他们网上一点，希腊的、罗马的……能看最好的高清图。而我们那时候，印刷品都是黑白的，还得剪下来贴到本上……

但现在的好条件，也会让一个人对画画没有那么珍惜、热爱。我见过现在有人拿个图片就画，而手机一天可以拍几千张图，这样去创作，挺吓人的。刚才说为什么我的这次展览以写生为主题，其实有一点就是担忧图像对人的影响——把人给带得不好好写生了。

我现在65岁了，我跟他们说，我的兴致不减反增，因为我好像只能干这个。我已经形成了生命的一种常态，好像离开画画我都不知道活着干吗。真正爱画画的人，他还必须得回到这个点上来。

北青报：现在学艺术的人越来越多，您在美院长期带学生，对此有哪些感悟？

杨飞云：一个艺术家必须有三个东西：第一个就是才能，这个才能是上天给的；第二个就是他的热爱和追求。就是说，虽然有天才，但还要看他努不努力，是不是真想做最好的画家、想画出一流的艺术；第三个就是一个人的阅历、修养、行为。

艺术是教不会的，学校只能把一些经验、一些通过训练让每个人都能学会的东西教给学生。真正的悟性或者先天的东西是教不会的，那是人家自己的。对艺术来说，老师就像一个推动者，真正的艺术家不是你能教出来的。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李喆

供图/白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