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2月印发的《重庆市主城区“两江四岸”治理提升实施方案的通知》明确提出，“两江四岸”将建设“四带”——建设成为与直辖市、国家中心城市、现代化大都市地位相适应的山清水秀生态带、立体城市景观带、便捷共享游憩带、人文荟萃风貌带，成为彰显山魂之雄、水韵之灵，宜居宜业宜游的国际一流滨水空间。

事实上，主城区的“两江四岸”，不仅是城市山水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承载着重庆历史文化、城市变迁的厚重底蕴，铸造了重庆的城市气质。

两江哺育重庆人坚强果敢的性格

对于“大山大江造重庆”，重庆市地理信息中心高级工程师张海鹏认为，这个说法在地理学意义上是成立的。

“从地理格局来看，‘四山’是主城区的脊梁，而长江、嘉陵江切开‘四山’，形成了温塘峡、观音峡、铜锣峡、明月峡等峡谷。主城的大部分区域都坐落在山与江之间相对平缓的地区中。”张海鹏介绍，纵览重庆主城区，山水在此交汇，城市中山、峡、江、河并存，温泉、岩溶等景观极为丰富。重庆独特的景观、多样的地形，的确由大山大江共同造就。

独特的格局，也造就了独特的风景。古巴渝十二景中，字水宵灯、龙门浩月、海棠烟雨等，均位于“两江四岸”范围内。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要数字水宵灯一景。因为长江与嘉陵江交汇在朝天门，水势曲折，如古篆书的“巴”字，故名“字水”；又因岸上房屋层层叠叠，入夜灯火通明，倒映水中，而称为“宵灯”。

对此，市规划自然资源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治理提升“两江四岸”，能够展现重庆主城区浑然天成的自然之美和悠久厚重的人文之美，更是建设山清水秀美丽之地、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具体实践。

而在地理学之外，两江也哺育了重庆人坚强果敢的性格。张海鹏解释，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大山大水不适合农耕，并阻断交通，形成相对恶劣的自然环境，从而导致“蜀道难”现象。

但这并没有难倒重庆人。千百年来，重庆人上坡下坎、乘风破浪，山上挑担，水中拉纤，从山水中开辟一条条通道，勇敢地与自然环境搏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川江号子中，就有大量与江水搏斗的内容。

川江号子，是包括长江、嘉陵江在内的川江流域中，船工拉纤时一起歌唱的民间歌唱形式。它的歌词，就是船工对抗天险的情景写照。

“拉起纤藤，哟!吙!嘿!闯风雨哟，嗨嗨!哪怕路险，哟!吙!嘿!浪也陡哦，嗨嗨!”类似内容，川江号子传承人曹光裕不假思索就能唱出。他说，川江号子伴随长江、嘉陵江水运而生，有上千年历史，是重庆人宝贵的精神财富。

“大江大河让重庆人更加坚强、勇敢，这种文化得到了国际上的认同。”曹光裕介绍，多年来，川江号子歌声远传至德国、意大利等国，并在第八届勃拉姆斯国际合唱比赛中摘得金奖，让更多人了解了两江塑造出的重庆性格。

城市沿“两江四岸”发展兴旺

如果说，两江哺育了重庆人的精神气质，那么“两江四岸”则为主城区的城市拓展提供了有利的自然条件。

“重庆城市格局中‘两江四岸’的成形，可追溯到清末。”四川美术学院副教授、历史地理学博士舒莺介绍，多年来的考古发现表明，早在秦汉时期，现在的渝中、江北等地区就被古人开发。到重庆开埠通商时，“两江四岸”已很有规模。

为啥先开发渝中、江北等地区？舒莺说，这要从重庆的筑城历史说起。

重庆沿江筑城的历史，文字记载可以追溯到晋代史书《华阳国志·巴志》中，“仪城江州”（即秦代张仪修筑了江州城）。学界大多认为，江州城就位于今天的渝中半岛上。

“所谓的‘金城汤池’，在两江交汇的渝中半岛有自然体现。”舒莺说，依山筑城，难以攀登，易守难攻；城外两江汇合，形成天然屏障，在没有大型桥梁的古代，难以跨越。张仪筑城，正是看中了重庆的天险优势。

但是，嘉陵江南岸一带峭壁耸立，难以开发。在古代生产力水平下，张仪选择沿地势相对平缓的长江北岸，在南纪门到朝天门一带建筑最初的城市。

这一选择，在历史上得到不断延续。三国时期，蜀国中书令李严在张仪筑城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城市规模，史称“李严大城”。

学界通常认为，“李严大城”北线包括今天的大梁子、人民公园、较场口一线，南线则从南纪门沿江到朝天门一线。

舒莺介绍，这一举措造就了重庆“下半城”的繁荣发展。朝天门、东水门、千厮门形成的临近码头的三角区域，成为下半城最繁华的地区。

南宋时期，重庆知府彭大雅继续修筑重庆城，将“李严大城”的范围扩大到临江门、通远门一带。并且在临江门附近修建了文庙，城市北缘已经抵达嘉陵江南岸附近。

与此同时，江北也因为长江、嘉陵江交汇的良好位置和自然形成的码头条件，靠着航运交通而繁华起来。

明洪武年间，重庆卫都指挥使戴鼎继续扩大城市规模，在现在的渝中半岛上修筑了“九开八闭”的城门，城区东南端紧临长江，北部城墙紧临嘉陵江。

清代，重庆城持续繁荣，外地、外国商人云集于此。江北与渝中之间，古渡码头有十多处，一大批商行、洋行等满布于渝中的下半城。史料记载，当时本就不大的重庆城区，被挤得“城内无空隙之地基”。

到了晚清，随着开埠通商，现在的南岸等地区获得进一步开发，“两江四岸”的格局基本奠定。

抗战时期，重庆成为战时首都，下辖18个区。江北、南岸更宽广的区域被划入城区范围，沙坪坝、歌乐山、石桥铺、九龙坡的大部分西郊区域成为市辖区组成部分。城区沿“两江四岸”进一步延伸。

新中国成立后，重庆城市发展从无序状态向有规划的合理布局转变。经过70年变迁，重庆主城走向了“一岛、两江、三谷、四山”山水自然城市的发展格局。

“两江四岸”见证重庆经济发展

除了对重庆城市形态的塑造，两江交汇，还给重庆的经济发展、社会开放带来了巨大的机遇。

经济繁荣与否，文化教育可见一斑。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编著的《长江三峡历史地图集》，记录了重庆地区历史上各朝代科举考试中进士的人数。其中，宋代重庆所辖州县先后中进士者208人，明代重庆考中进士人数共396人。

为啥从宋到明，重庆中进士的人数几乎翻了一番？

在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蓝勇看来，长江水运为重庆带来的经济发展作用很大。

蓝勇解释，宋朝以来，重庆地区的经济文化快速发展，在全国政治经济中心东移南迁的历史背景下，重庆府治巴县位于嘉陵江和长江交汇处，成为长江水运的出发点和转运点，大量人口聚居于此进行交易，带动了重庆地区经济发展，从而促进了文化的繁荣。

放眼明朝整个三峡地区的进士分布情况，能更清楚地看出这一点——三峡地区中，重庆府治巴县进士最多，达到104人。

而到了晚清，重庆开埠通商，西方传入的新式建筑大多沿“两江四岸”分布。南岸滨江地段的法国水师兵营、英国海军俱乐部等，其建筑式样都体现出中西合璧的风格。既有西方古典建筑的外廊等要素，又有中式建筑的窗棂、雕花等特点。

20世纪30年代初，随着民国时期重庆市政府对城市的扩建、改造，朝天门、太平门、南纪门被撤废，封闭的城墙被打开，修建起了连通城市马路与河边的码头。

此举为重庆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至1937年，重庆主城共有8座码头，均连通马路、带有梯道，梯道中间还建有平台供休息及货物转运，实现了轮船运输、装卸和公路运输的“水陆联动”。这使得重庆的水利枢纽地位大为提升，成为国内的商业中心之一。

这个时期，桥梁的身影也出现在“两江四岸”之间。据民国《巴县志》记载，建于1930年的化龙桥是重庆第一座公路石拱桥，也是县属第一大桥。

新中国成立后，重庆的桥梁建设更是日新月异。因为重庆的桥梁数量多、规模大、技术水平高、多样化、影响力强，茅以升桥梁委员会2005年年会认定重庆是中国“桥都”。

据统计，主城区平均每5公里就有两座大型跨江大桥，60%左右的市民每天要经过2座以上桥梁。重庆城市发展，终将两江从天险变为通途。

而根据《重庆市主城区“两江四岸”治理提升实施方案》，下一步，“两江四岸”还将成为“山、水、城、桥”相互辉映的城市名片。

三千年来与重庆城共生的大山大江，将焕发新的魅力。

文/重庆青年报记者向爽据《重庆日报》、华龙网等资料整理